面對社交，我們可以不焦慮

    社交焦慮的最終解決，不僅依賴個人對自我的接納，更依賴整個社會對“以人為本”這一基本理念的融入與消化

    本刊記者/陳薇 楊正蓮

    2009年7月，香港一名18歲的送貨工人在房間自制手榴彈時突然發生爆炸，左手掌被切除。事后得知，這名青年患有社交焦慮癥，從2007年起便沉迷于制造炸彈以舒緩焦慮。

    隨著越來越多社交焦慮患者進入公眾視野，人們開始發現，社交焦慮不只是令患者個人備感煎熬、生活受阻，當他們背過身去，主動成為社會陌生人，留下的是一片不能忽視的陰影。

    社交焦慮的社會成本

    早在1996年，美國學者發布《全球疾病負擔報告》，預計全球疾病總負擔的14%源于神經精神疾病。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中等收入國家，神經精神疾病的負擔已經超過傳染病、心血管疾病或腫瘤，在疾病總負擔中排名第一。

    社交焦慮障礙患者，常常也是抑郁癥患者。在首次發病年齡小于15歲的社交焦慮障礙患者中，七成的患者共病抑郁，四成患者共病酒精濫用。裹挾著社交焦慮的各類精神疾病患者，常因情緒相關的不良身體癥狀反復就診，耗費基層醫療資源，增加社會負擔。

    更廣泛、更普遍的社交焦慮加深著社會隔閡。因為社交焦慮，人與人之間越來越陌生，群體與群體、階層與階層之間也喪失了越來越多的交流空間，最終放大社會對立的危險情緒。

    “現在社會階層流動越來越困難，自然交往就少，這些人很難跨越制度性障礙。”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郭于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事實上，社交出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暴露的是這個社會的健康狀況。

    社交焦慮還可能繼續發展為“社會焦慮”，令社會彌漫著焦慮不安的情緒與浮躁氛圍。2006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2134名受訪者中的34%經常產生焦慮情緒，焦慮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常態。當這種壓抑、緊張等非理性情緒聚焦到一定程度，甚至可能以社會沖突或其他方式最終釋放。

    為焦慮“剝洋蔥”

    根據目前研究，大腦內某些物質、遺傳與家庭環境、個人性格、生活經歷等等，都是引發社交焦慮障礙的可能因素，對于個人來說，可針對這些因素來主動調節社交心態。

    “(社交焦慮者)要充分認識到人格的形成是有原因的，借助于性格分析、精神分析解讀自己，用‘剝洋蔥’的方式重新生長一回，把痛苦的東西表達出來。”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務中心主任史占彪表示，要想解決社交焦慮，首要是接納自我。

    精神科醫生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幫助患者們“剝洋蔥”，找出產生恐懼的關鍵“扳機點”。上海市心理衛生學會秘書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教授張新凱曾遇見一位特別害怕與男朋友并肩走路的女孩。他與女孩交談后發現，女孩子擔心男朋友看到自己咽口水，進而認為自己很興奮而不正經。

    “剝洋蔥”的結果是，女孩最后告訴張新凱，她的恐懼很可能是來自于兒童時期的一次出丑。小學時，她在一場演出中跳舞，裙子卻不小心滑落下來。

    “如果當時老師意識到這一點，安慰她說這不是一個太大的失誤，或者說別的同學也有失誤，把這個小尷尬補起來可能就沒事了，而這其實一點兒也不難。”張新凱說。

    “社交焦慮應該在早期識別、早期干預”，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主治醫生邱昌建同樣表示，首先要從家長、從老師的啟蒙教育做起，讓他們有意識地注重孩子的心理保護。

    “比如對孩子說，叫叔叔。如果孩子不叫，家長就責怪，你為什么不叫叔叔？其實，可以告訴孩子，如果你叫叔叔，叔叔會覺得很開心；而如果責怪說，你有毛病，這么大了，人家都叫叔叔你為什么不叫？便可能出現問題。”在復旦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孫時進教授看來，這種責怪可能讓孩子從小不接納自己，埋下社交焦慮的種子。

    這也體現了我國當代教育中的一個嚴重問題，“不尊重個體原來的樣子，而是要依照我們設定的好孩子的模式試圖改造孩子。”

    “以人為本”化解焦慮

    與中國相比較，美國、德國等國家對社交焦慮問題的關注與研究更為充分。對于克服社會焦慮障礙的方式，與應對其他精神類疾病一樣，仍主要依靠采取藥物和心理治療兩種方式。藥物治療方面通常會有針對性地選擇一些抑制劑、阻斷劑及抗抑郁藥物。它們對于調節情緒效果明顯，但同時也存在著副作用。而類似于“剝洋蔥”這樣的心理治療方式，仍是不可替代的解決之道。

    事實上，心理治療對社交焦慮障礙來說，已經被證明是有效的，尤其是對兒童和輕微癥狀者而言，這是首選。目前常用的、比較有效的心理治療是認知行為治療，通過社交技能的訓練改善人的社交技能，提高社交信心；通過暴露干預治療可以降低患者社交時的焦慮。

    但事實上，這種治療方式不只是心理診所或精神科醫師才能提供，有社交焦慮的人往往需要從社會各個地方獲得幫助。目前，國內在這方面做得還遠遠不足。但也有一些機構或團體開始注意到這方面的需求，并開始著手構建這樣的幫助體系。

    在杭州和深圳等城市，一些學校開始嘗試在班級設立心理委員、探討中學心理健康“同伴互助模式”的可能；在網絡上，陽光工程心理互助論壇、愛維心理社區、阿堯心理互助網等等，成為網民互助互濟的平臺。一些高校也越來越關注大學生的精神健康狀況，開設心理教室。

    “從幼兒園到大學，我們要鼓勵學生不受限制地表達自己”，武漢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導師羅教講教授說，他們所做的心理咨詢培訓，便是有針對性地培養大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語言是思維的訓練，表達力也能有效增強社交能力。

    除此之外，要想真正緩解社交焦慮乃至其他精神亞健康問題，還是要致力于社會整體關懷的建設和努力。焦慮本來是人們對于陌生人群和場合的正常適應行為，而社交焦慮無疑是一種過度保護。而人們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也加劇了心理上的焦慮感。

    因此，從環境誘因入手，為了根本消除集體焦慮，仍需更好地解決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等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建立公平有效的分配機制、共享社會成果。

    “我們應當從教育、從人際關系，從社會健全等各個角度，建立一個良性環境。一個尊重個人權利的社會，一個誠信的社會，才可能使民眾心理健康。”孫時進教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