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2728號決議，要求齋月期間在加沙地帶立即停火，以實現長期、可持續的停火。這是自去年10月7日巴以沖突升級以來安理會首次通過要求加沙地帶立即停火的決議。國際社會期待決議得到有效執行，為深陷前所未有的人道災難的加沙民眾帶來和平的曙光。

在當天的投票中，包括中國在內的14個安理會成員對該決議草案投了贊成票，美國投了棄權票。美國在多次阻撓安理會采取實質行動后，終于做出了不再獨家否決的決定。然而，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及國務院發言人均稱該決議沒有法律約束力，并辯稱該決議未如其他聯合國決議施加強制性制裁、對當事方提出具體需執行的要求，“缺乏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款和對當事方新的要求”。韓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安理會辯論中也以決議未援引《聯合國憲章》（以下簡稱《憲章》）第七章、未使用“決定（decide）”措辭等，質疑決議的法律約束力。有關言論即遭到聯合國發言人以及俄羅斯、馬來西亞、阿爾及利亞等國反對。

安理會根據《憲章》作出的決定，包括第2728號決議都是具有約束力的。每個國家在加入聯合國時都承諾執行安理會的決定，這是《憲章》義務，美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更應該帶頭遵守。美方上述謬論于法無據，根本站不住腳。

第一，安理會涉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決定”均有法律約束力，不限于援引《憲章》第七章所作的執行行動“決定”。具體而言，安理會的決議是否有法律約束力，取決于其內容是否系依據《憲章》第25條所作“決定”。根據《憲章》第25條，“聯合國會員國同意依憲章之規定接受并履行安理會之決定（decisions）”。同時，當會員國在《憲章》下的義務包括安理會決議下的義務，與其他國際協定下的義務相沖突時，具有優先適用地位。

根據國際實踐，安理會決議依其內容分為《憲章》第25條規定的有法律約束力的“決定”與無法律約束力的“建議”。對于第25條規定的有約束力的“決定”范圍，美方卻認為僅限于《憲章》第七章第41條、第42條所作的執行行動“決定”。美方此舉，既不符合《憲章》規定，也有悖于國際實踐。

從《憲章》規定看，《憲章》第24條賦予安理會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責任，并在《憲章》有關章節規定了安理會在履行此項職責方面的特定權力。據此，安理會只要涉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決定”，均有法律約束力，包括但不限于援引《憲章》第七章第41條、第42條所作的執行行動“決定”，還包括根據第40條采取的臨時辦法“決定”，以及實踐中發展出的經安理會授權的維和行動“決定”等。

從國際實踐看，1971年，國際法院在“納米比亞咨詢意見案”中指出，安理會依據《憲章》第25條所作的“決定”并不限于根據第七章采取的執行行動“決定”。安理會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例如，2007年安理會關于聯合國阿富汗援助團任務期限延長的第1746號決議、關于聯合國蘇丹特派團任務期限延長的第1755號決議等均未援引《憲章》第七章，有關國家均接受并履行相關決議，上述決議的法律約束力未受質疑。

第二，安理會決議表述上是否使用“決定”措辭，并非判斷其法律約束力的唯一標準。美方稱第2728號決議缺乏有法律約束力的措辭，但從國際實踐看，有法律約束力的安理會決議并不必須使用“決定”措辭。

國際法院在“納米比亞咨詢意見案”中指出，“判斷安理會決議的法律約束力，應仔細分析其措辭”，并未限定有法律約束力的決議必須使用“決定”措辭。即使未使用“決定”等措辭，只要其包含對相關方施加義務的內容，有關安理會決議也有法律約束力。就本決議而言，安理會雖無法“決定”各方停火，但向各方明確提出了“要求”，因此不能否定其具有法律約束力。

第三，第2728號決議措辭和具體內容均表明其具有法律約束力。該決議執行段落提出四個“要求（demand）”：一是要求齋月期間在加沙地帶立即停火，以實現長期、可持續的停火；二是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三是要求各方恪守國際法規定的相關義務；四是要求根據國際人道法和安理會相關決議，清除向加沙地帶大規模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一切障礙。

上述“要求”為包括以色列在內的沖突各方施加了明確的義務，反映出決議的法律約束力。其中“要求”一詞在法律上是指“不應被拒絕的強烈要求”，在有法律約束力的安理會決議中經常被使用，用于為有關方創設新的義務。例如，在2004年設立聯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的第1542號決議中，安理會“要求海地各方給予人道主義機構安全、無阻的準入，以便它們開展工作”，為海地創設了新的義務。

總之，安理會第2728號決議以清晰的措辭，對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各方提出停火、釋放人質以及遵守國際人道法等要求，為有關方施加了明確的法律義務，具有普遍約束力。美方罔顧《憲章》等公認的國際法，罔顧國際社會普遍共識，罔顧巴以沖突導致的嚴重人道主義災難，無端否定安理會決議的法律約束力，是嚴重違反國際法的霸權主義行徑，必將遭到國際社會共同反對。（傅鑄 作者為國際問題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