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背后的理論支撐

　　黃宏

　　公眾推舉的第七難題：

　　資源、環境、生態危機凸顯，如何建設美麗中國總得票率：77.73%

　　緊迫程度3.62 復雜程度3.43 尖銳程度2.90 關注程度3.42

　　(最高值為5，最低值為1)

　　入選理由：當前，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制約越來越凸顯，另一方面環境污染嚴重，環境狀況總體惡化趨勢沒有根本遏制，只有建設美麗中國，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建設美麗中國，就是堅持以人為本，就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求。同時，生態文明本身也是中國發展的新機遇，有利于搶占以綠色經濟為代表的新一輪國際競爭的制高點，贏得新的發展主動權。

　　十八大報告：“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建設美麗中國是一個系統工程，稱得上是國家級的難題。十八大將“美麗中國”寫入報告，表明我們黨充分認識了資源、環境、生態的現實困境和深遠意義。

　　挖掘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自然觀，有助于進一步推動和促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

　　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挖掘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自然觀，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領會和貫徹十八大精神，進一步推動和促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一直重視廣泛借鑒吸收世界人類文明成果，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無論是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理論，還是加強黨的民主建設等，都是黨充分借鑒了世界人類文明的成果進行的理論創新。

　　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要克服一些過去相對狹隘的思想觀念。我不贊成把馬克思主義區分為建設的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但必須承認的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發生了深刻變化，現在不是戰爭年代而是和平建設時期，經濟全球化的基石在不斷加強，這些年來我們根據時代條件變化挖掘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許多題中應有之義。

　　比如我們現在強調科學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問題，馬克思認為那些“現實的、有形體的、站在穩固的地球上的呼吸著一切自然力的人”，“本身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告誡我們：“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和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馬克思、恩格斯這樣一種把自然、環境和生態擺在對人的優先地位的觀點，深刻體現了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這一徹底的唯物主義觀點，它充分說明了在人與自然、環境、生態的關系中，自然、環境對人具有客觀性和先在性。羅馬俱樂部把生態問題作為一個需要全人類廣泛關注的問題提出來，是因為這是關系到全人類的共同問題。從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有著全球化的、預見性的眼光。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歷史觀和環境哲學中，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隨著“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全球已經進入一個“人們在肉體和精神上互相創造著”的時代，在全球關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生態價值已經具有超國界性的特征，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面對自然界開始報復人類，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生態失衡、社會動亂，一次次敲響警鐘。盡管他們堅持利己主義和大國優越感，一次次地把大量污染性的工業，甚至工業垃圾轉移到不發達國家，為了達到保護自己國內環境的目的，不惜加劇全球環境污染，但很多有識之士已經對這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提出了批判，民間環保組織、綠色運動蓬勃發展。

　　堅持科學發展，構建生態文明，表明我們對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承擔起了自己的歷史責任

　　就一個社會的和諧來說，當然存在多種需要協調的關系，但歸根到底，無非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就這兩方面來說，人與自然、與環境、生態的和諧更具有根本性。它是整個社會各種因素協調的基礎。

　　從1972年斯德哥爾摩世界環境大會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其后1980年聯合國制定的《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明確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到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發表的《里約熱內盧宣言》、《21世紀議程》等5個文件，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這一切說明：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全球視野和世界主義的胸襟已經越來越深入人心。置全球價值于不顧，眼睛只盯著本地區的發展，甚至向不發達國家和地區轉移危機的生態霸權越來越遭到世界人民的譴責。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愛護地球這個我們共同的家園，越來越成為一個超越國界、超越種族、超越信仰的人類共同價值觀。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過了曲折發展的過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消除了資本追求利潤沖動下對自然的掠奪，但由于我國正處于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為了追趕發達國家，我國長期沿用的傳統擴大外延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以資源換增長，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生態環境的惡化，生態系統呈現出由結構性破壞向功能性紊亂演變的態勢，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愈來愈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容量的制約，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之間已經出現“新結構危機”。因此，高度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重視環境和生態建設，增強可持續發展問題，不僅是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更是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特征和基礎，必須引起高度警覺和重視。

　　我國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就制訂和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提出中國特色的經濟、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1997年，可持續發展與科技興國戰略一起寫進了黨的十五大報告。黨的十六大報告更是把科學發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五個統籌”中指出了堅持“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明確提出“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人、社會和自然的和諧發展”；十七大報告中提到：“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并強調要促使“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

　　科學發展觀是面對現實挑戰作出的理論選擇，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處在大規模的經濟恢復發展時期；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提出“發展是硬道理”，把生產力的增長放在第一位；可是到了今天，生態文明問題日益引發關注，這就為我們將其納入我們的理論體系打下了基礎。這不僅是對現實挑戰的理論回答，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生態自然觀的繼承和發展。

　　十八大報告中強調：“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這充分表明我們對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承擔起了自己的歷史責任。

　　(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