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經濟矛盾與陷阱

　　賈康

　　公眾推舉的第九難題：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如何持續快速發展，做更多更大蛋糕總得票率：72.89%

　　緊迫程度3.25 復雜程度3.37 尖銳程度2.97 關注程度3.22

　　(最高值為5，最低值為1)

　　入選理由：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依然嚴峻。向外看，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在不斷顯現，世界經濟復蘇一波三折，全球經濟增長低迷可能還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向內看，我國經濟趨穩的基礎尚不穩固，擴大有效需求面臨不少制約因素，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大，結構調整任務艱巨，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當前，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基本矛盾沒有改變，只有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做更多更大蛋糕，社會才能實現和諧、穩定。

　　十八大報告：“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確保到二0二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

　　我國經濟借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潮流，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中表現出強勁的成長性。但“黃金發展期”伴隨“矛盾凸顯期”的特征已十分明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面臨著諸多矛盾凸顯、各種挑戰日趨嚴峻的態勢，社會、經濟的整體轉軌正在經受歷史性的考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如何持續快速發展”，可以說是我們面臨的首要難題之一。

　　矛盾凸顯期需重視哪些矛盾

　　一是人力資本制約。人口紅利到達頂點之后，將面臨向下的收斂趨勢，我國社會也將進入一個所謂的“未富先老”的狀態，原來這方面支撐發展的力量將變成人口老齡化的向下拖拽的力量。與此同時，低成本勞動力相對優勢將逐步消失。

　　二是資源環境制約。資源和環境這兩塊短板，是伴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整個過程的硬約束。特別是由于大宗原材料與能源定價力量的缺失，導致中國在資源博弈的國際市場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局面。大宗物品、基礎產品價格上升，給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很大壓力。同時環境問題迅速上升，一些地方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

　　三是從生產力物質層面上升到人際關系、生產關系層面的一些制約因素的凸顯。例如，分配關系、財產關系以及所帶來的人際關系、社會問題的矛盾壓力。這種制約實際上往往把我們處理經濟問題的可能邊界與彈性空間大大壓縮了，使經濟問題更容易“政治化”，面臨的風險和壓力增大。

　　四是原行政、政治體系中某些因素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適應程度明顯上升。諸如此類的各種因素交互影響、綜合作用，將會給我國經濟社會運行帶來很大壓力和制約，比如“潛在增長率”下降、“幸福感挑戰”升級、社會矛盾繼續凸顯等。

　　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是什么

　　面對今后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長時期，我們在看到一系列會使中國潛在增長率下滑的因素的同時，還應積極研究若干有可能使中國持續增長、又好又快發展的因素：這兩個大方面因素的實際消長與對沖結果，將決定中國的未來——是落入、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城市化率的上升所帶來的成長效應。按有關部門的統計，雖然我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0%這個標志性的臨界點，但根據其他經濟體的經驗，城市化率要一直上升到70%-80%的區間才會相對穩定下來。城市化率的繼續上升，必然會帶動物質產品加上金融資產合在一起的資本潛力的進一步釋放，并帶動人力資本、土地資本等諸多潛力的進一步釋放。特別是人力資本潛力的釋放，對于經濟的繼續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貫徹科學發展觀、走創新型國家之路中“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作用。作為國家的大政方針，走創新型國家道路必將具體落實到一系列的運行機制和重大項目中，從而使新興產業發展帶有明顯的高科技化、技術密集等特征，并促進傳統產業也實現必要的升級換代。其中，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勞動者等三大生產力要素與科技之間，并非表現為簡單的并列、加總關系，而是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乘數關系，即科技以乘數作用使生產力升級換代進一步解放，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水平。

　　第三，中國現實生活里的政治周期因素。黨的十八大的高層人事安排可為全面優化中國的中長期發展創造穩定的政治環境，其正面效應將會維護發展局面和支持新一輪改革創新。

　　第四，在“頂層設計”下，上下互動取得配套改革的紅利。這是最值得我們積極爭取的、可使中國經濟繼續成長而全要素生產率繼續提高的重要因素。例如，僅就新一輪“價稅財連動”改革中的資源稅改革來看，其效應決不能僅從財稅視角來考慮，而需要將其上升到整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高度來認識。

　　第五，還有“社會管理紅利”。在攻堅克難的配套改革中，決策主體、管理主體與社會公眾更為有效的互動，通過不同利益集團在“共和”概念下的良性博弈，尋求最大公約數，這方面顯然具有目前尚遠遠發掘不夠的巨大空間。充分利用這種空間，也就是化解矛盾以提升和諧度、可持續性和全要素生產率。這是十分值得努力爭取的一種“社會管理紅利”。

　　雖挑戰嚴峻，但我國完全能夠再爭取二十年左右的“黃金發展”高速增長期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與之伴隨的工業化進程總體而言還僅走到半途。這樣一個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經濟體”和最大人口規模的市場，在今后數十年彌合“二元經濟”的歷史過程中將長時期地釋放出巨大的需求與發展潛力，并在全面開放的WTO框架下得到以經濟手段配置資源為表現的全世界有效供給的回應。中國仍處在黃金發展期和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

　　當然，我國同時處于矛盾凸顯期，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勢在必行，改革攻堅尚未完成。雖仍面臨著諸多困難和矛盾，包括某些長期不確定性的問題，但在通過宏觀調控等措施，在短期內避免較大問題發生、維護穩定的同時，如果實質性堅持改革創新，積極穩妥處理好各種矛盾和大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與后來居上的潛力，我國完全能夠對沖和抑制那些導致經濟下行的因素，再爭取二十年左右的“黃金發展”高速增長期(年均速度的適當走低，如回落到年均7.5%左右，屬于必要的、正常的漸變，仍屬于“又好又快”發展)。

　　正視社會中矛盾的凸顯和積累，抓住契機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克服既得利益集團阻礙，在“頂層規劃”下實質性地推進全面配套改革，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和維護社會的穩定，提升執政黨的公信力和提高人民群眾的幸福感。

　　正視資源、環境和國際競爭的制約，堅定不移地加快發展方式轉變。以經濟手段為主，并合理配之以法律、行政、社會管理手段等，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節能降耗，逐步淘汰落后產能，實現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中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使增長質量、經濟效益和百姓實惠、民生改善相得益彰。

　　正視社會建設與公民素質提升的歷史任務，優化社會管理、培育現代化所需的社區治理良性機制，發揮非政府組織、公益慈善團體、志愿者群體的潛力與作用。增進社會自治水平、內生穩定機制和和諧程度。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