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北京社會發展報告》近日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藍皮書研究人員對11所北京市屬院校、7所部屬院校進行了問卷調查，并在高校召開多場座談會，對目前高校教師收入狀況進行分析。

　　相同職稱收入相差數十倍

　　調查發現，不同高校、不同院系、不同個人從市場中得到的收入千差萬別。問卷調查的數據表明，如果將教授的年收入劃分為從低到高的10個組別，每個組別包括10%的人數，那么收入最低的10%的教

授2010年的人均年收入僅為5.6萬元左右，而收入最高的10%的教授則為33萬元，最高者為最低者的5.9倍。對副教授做如此的10階梯劃分，可得出收入最低的10%的人2010年的年收入僅為4萬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則為18.4萬元，最高者為最低者的4.5倍。講師收入最低的組為3.1萬元，而收入最高的組則為12萬元左右，最高者為最低者的3.9倍。

　　如果不做分組而直接對個人進行比較，則同一職稱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大。其中，教授2010年的年總收入最低者只有4.95萬元，最高者為79.7萬元，兩者相差15倍。副教授2010年的年收入最低者只有2.8萬元，最高者為67.1萬元，兩者相差23倍。講師最低者只有2.2萬元，最高者為57萬元，最高者為最低者的25倍。

　　在外兼職講課收入方面，北京地區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為500元，最高者為6.5萬元。

　　在承擔課題所得收入方面，北京地區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課題費為0元，最高者為56萬元。副教授2010年課題費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為8萬元，最高者為最低者的400倍。

　　部分教師收入不如民工

　　“市場化”收入體制和教師之間收入的急劇拉大，對教師的教學工作和科研積極性產生了消極影響。其特點之一，是注意力和精力較多地投向能夠掙錢的“市場”，而相對忽視、偏離了“本職”的教學和科研工作。而老師們對此也感到無奈：一位教授表示，老師中能掙大錢的畢竟是少數，大學老師的相當一部分只靠學校給的仨瓜倆棗。越是基礎課老師，收入越少。一位博士教師算了一筆賬，北京市的技術工人月收入已經有三四千元，有的達到了五千多元，而自己得到的國家部分是1100元，學校給的是2500元，加到一塊不到四千元。青年教師們感慨：讀了二十多年書，收入不如初中畢業的農民工。教師的基本工資低于社會主流群體，為應對生活壓力只能為“稻粱謀”。

　　藍皮書課題組進行了“科技人員收入和積極性調查”，對高校教師、科研單位的科研人員、農林科研單位的科研人員、企業的研發人員、醫療部門的醫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數據表明，高校教師的教學工作積極性在五大類專業技術人員中最低。高校教師的工作投入比處于第一位的醫生低大約10個百分點。高校教師的科技創新積極性在各類專業人員中也最低，比創新傾向最強的農林科研人員低大約20個百分點。

　　建議高校教師公務員待遇

　　專家建議：高校教師應該得到社會中上水平的收入。應明確對高校全職教師實行公務員待遇，甚或建立專業技術人員的公務員系列。應建立統一性的工資制度，使相同職位的教師的收入基本相同。同一個學校的各個院系，同樣級別的教授，其工資應基本相同。北京市屬各高校之間、市屬高校與部屬高校之間，同樣級別教師的收入應該基本持平。

　　對教學、科研工作相對突出，工作時間較長的教師，提供特殊的物質獎勵。對踏實教學、保證質量的教師提供特殊津貼。

　　應該對教師提供合理的市場保護，給他們構建一個防波堤以緩解市場的沖擊。為此，應該為教師提供最起碼的甚至相對充分的福利，包括住房、醫療、子女教育和老人贍養。

　　同時，應該規范高校和教師的市場行為，將市場經營限制在狹小的范圍之內。如限制教師的個人性市場經營。限制教師在外兼職全職和半職職務，禁止開辦公司并擔任負責人。(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