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諾獎新聞發布會現場實錄

　　莫言：非常感謝各位朋友跑了這么遠，專門來采訪我，讓大家等了這么長的時間，我很抱歉。我也知道在座很多朋友給我手機發過很多短信，也發過郵件，我確實沒法處理，因為手機一開開，就沒法弄了，電話也響，短信也響，我一個也看不了，非常抱歉，也非常感謝。你們有什么問題，我愿意回答。

　　法新社：我是法新社的，謝謝，首先恭喜莫老師獲得諾貝爾獎。中國的一些藝術家說莫老師和共產黨的關系有些密切，比如說你抄寫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一個藝術家說，莫老師站在權力的角度去談社會。我想問莫老師對這樣的評語有什么看法？

　　答：所有的批評，從他們的角度來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對我來講有的是沒有道理的。難道抄寫了一個《延安講話》就是不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嗎？我上個月在上海也正面地回答過這個問題。當時有一個日本的作家叫阿刀田高先生，我們訪談的時候說過，他知道文學是干什么的和為什么的，其原因是因為他讀過毛澤東在延安做的講話，然后他立即問我，你對這個講話怎么看？我說這是一個在網上炒了很久的問題，也是我挨過很多罵的問題，我覺得沒有什么好失落的，因為我覺得毛澤東這個講話是一個歷史文獻，有歷史的必然性，而且這樣一個文獻在當時那種社會歷史的背景下，對于推翻腐朽的政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我們今天再來看這個講話會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這種局限就在于這個講話過分地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系，過分地強調了文學的間機性，而忽略了文學的文性。

　　我們這批作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延安講話的局限，而我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的。如果他們看過我的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也就是說我的作品是跟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樣的。但是我們要突破這個講話的限制，并不意味著我把這個講話全部否定了，因為我認為這個講話還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講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他說你不能老是唱下里巴人，還要有陽春白雪。講民間藝術和外來藝術的關系。講生活和藝術的關系。他講生活是藝術唯一的源泉。他講作家為廣大的工農兵服務的概念。這些東西我還是認可的。因此我抄了這個講話。而且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我這個人是比較模糊的，而且比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覺。我覺得要出一本書，出版社的編輯找到我，讓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來這件事情出了這么多批評的意見和辱罵的意見，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覺得我抄這個講話和我的創作沒有什么矛盾，因為我抄它，是因為它里面有割裂的成分。我突破它，是因為它已經不能滿足我們創作的需要。

　　你剛才講我們這個體制和共產黨的關系比較密切，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諾貝爾文學獎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上評價一個作家的創作，是根據它的文學的氣質和文學的特質決定是不是給他獎項。在諾貝爾的歷史上，像薩特，就是你們法國的共產黨員。像肖洛霍夫是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作品依然是經典，依然在被千百萬人閱讀。我在中國工作過，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里面寫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我的寫作從80年代拿起筆來，很明確的，站在倫理的角度上，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階級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我的小說是大于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