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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追求年終結案率限制立案 休假出差避群眾

來源:重慶晨報 2011-12-17 15:31:44

    民事司法很重要的功能是通過審判確定社會行為的規范和標準。“這是調解不可能做到的。”北大教授傅郁林說。正在修訂的民訴法,將訴前先行調解納入,未加以嚴格條件限制,這讓她感到擔心。

    立案庭清閑下來,審判庭卻空前忙碌。立案數量較多的法院,法官們都加班加點,突擊結案,有的法官一天開幾個庭。當事人晚上、周末居然收到了開庭的傳票。

    審理程序上能簡就簡。個別法官二審案件根本不開

庭,只詢問當事人了事。某公司遭遇離奇狀況:該公司數個不相關的案件被全部合并到一個庭同時審理。

    “一般能勸撤就勸撤,不勸撤就想辦法調,輕易不出判。”一位法官說。法官以判敗訴或勝訴也拿不到賠償威脅當事人接受調解,或以可退返訴訟費誘使當事人撤訴。

    這樣做,一方面可提高結案率和調撤率,另一方面,即使當事人撤訴后再次起訴,案子通常也不會回到自己手上。如作出判決,則要承擔當事人上訴、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的風險。

    執行局也想出變通的方法:以無財產可執行為由,中止執行,強行結案;等結案率指標完成后,再以當事人發現新的財產為由,重新申請執行。由此帶來一個現象:法院每年向人大報告結案率達98%以上,執行局卻年年都在清理積案。

    一位基層法院法官坦言,年終立案難是“制度性違法”,法官其實也很無奈。

    “工廠化管理”

    如同GDP數字,結案率指標基本只提高不下調

    以結案率作為法院主要考核指標,已沿用幾十年。在北大教授傅郁林看來,這體現了在行政化管理思維之外,中國司法管理體制的另一特點——工廠化管理思維。

    法院將法官當成計件生產的普通工人,片面追求數字和效率,意圖通過數字管理實現對“司法產品”的質量控制。

    在很長一段時間,法官的收入與收案數量直接掛鉤,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結案率給法官帶來的壓力,刺激法官收案辦案。

    上世紀90年代,傅郁林從《人民司法》的一項司法統計發現,每年第四季度因追求結案率,已出現立案難問題。但當時訴訟總量相對較小,這一問題尚未激化。

    進入2000年之后,中國社會轉型加劇,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勞動合同法、新公司法等法律相繼出臺,在社會糾紛調解分流機制欠缺的背景下,法院的訴訟壓力劇增。

    徐偉所在的區級法院,是北京受案數量最多的基層法院之一,每年收案數量達3萬件以上,平攤到每個法官,每年辦案數量在兩百件以上。在他看來,法官如果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完成結案率指標幾乎不可能。

    案子數量越大,結案率指標難度越大,不管是辦40件案子,還是辦400件案子,結案率面前,一律平等。

    “這明顯不公平,”徐偉說,“所以,法院收案越多,年終立案就越難。”法院和法官作出的理性選擇是,提前關閉立案大門。

    案件壓力不大的法院也不例外。

    “結案率不尊重司法審判規律,”一位法官說,“如果12月20日為年終結案期,12月19日收的案子同樣要算結案率,即使簡易程序也要三個月,我怎么可能第二天就能結案?”

    如同GDP數字,管理者提出的結案率指標,只有提高而幾乎不下調,除了考核壓力,也夾雜攀比因素。在北京某區法院,一位“非法官出身”的新任院長新官上任,提出了結案率100%的目標,結果當年該院的“年終立案難”直接變成了“年終不立案”。

    結案率“難割舍”

    “新指揮棒”在手,“舊指揮棒”還在用,而且更管用

    2011年10月11日,河南省政協委員張弛收到了河南省高院的答復,稱今年4、5月份該省已對績效考核規定進行了修訂,將2010年考核的“結案率”改為“法定審限內結案率”。他在年初提交了《法院應當改變案件結案率考核標準,解決人為造成的立案難問題》的提案。

    可緊隨這個答復,河南省各級法院年終立案難,今年如期而至。

    11月3日,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率隊到河南南陽視察,張弛提問,為何不取消考核年度結案率,只考核法定審限內結案率?旁邊一位主管審判的省高院副院長起身回答,“我們兩種結案率都要考核?!?/p>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開始試行新的“案件質量評估體系”,考核指標多達33個,取代單一的結案率指標;2011年3月修訂,考核指標調整為31個指標(俗稱“31率”),更取消沿用幾十年的“結案率”,代之以“法定(正常)審限內結案率”,即法定正常審限內結案數與結案數的比例。

    年終結案率指標實際上并未被否定。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報》上發表釋疑文章稱,“結案率指標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對結案率指標要“清醒、理智地對待”:一方面弱化其評價功能,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仍可作為掌握審判進程的指標之一,用以發現問題、調整人員、整合力量,為科學管理提供依據。

    基層法院的院長們,一手拿著“新指揮棒”,一手拿著“舊指揮棒”。今年年底立案難的法院,幾乎都為了保結案率。

    “每個月法院通報審判工作情況,首先說的是還有多少案子未結。”沿海某地級市中院一位法官告訴記者,該院已使用“31率”,但該省原來的14個指標(俗稱“14率”)依舊有效,排在第一位的是“累計結案率”。

    “基層的法院院長不可能不關心結案率?!痹谀持性簰炻毟痹洪L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游偉說,效率被認為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體現,比如久拖不決現象當前依然突出,對當事人傷害巨大。上海的法院也強調“一定的結案率”。

    目前法官的整體職業操守和專業精神,仍難如人意?!皬姆ㄔ涸洪L的角度,還沒有找到更好的內部管理辦法?!庇蝹フf。

    外部評價標準,也令結案率指標難以被舍棄。

    在考核體系中,年度結案率仍是最具標志意義的指標。在各級法院向人大所作的報告中,一般只有受案數、審結數以及執結數,才會醒目地出現在最開頭,概述法院全年工作成績。前兩個數字形成的比例,即為年度結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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