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振龍

????4月13日，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有關負責人針對有媒體關于其下屬上市公司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高管層薪酬福利達千萬元的報道做出回應，稱中海油有限公司高管層薪酬福利嚴格遵守國務院國資委有關規定，個人實際所得與向資本市場披露的“名義收入”大相徑庭。(4月14日 新華網)

????與其它“高管天價薪酬”國企的信口辯白相比，中海油總公司的這“名義收入”說顯然很有“誠意”。據介紹

????的確，“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我們似乎可以心領神會——“個人實際所得與向資本市場披露的‘名義收入’大相徑庭”——這又一堪稱“中國特色”的做法，而長期以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各方公眾，也似乎得為其在本國國企高管，至少是它中海油高管薪酬問題上“窮追猛打”的猜測、質疑甚至是“污蔑”誠懇道歉才好，因為人家所謂的“天價薪酬”只是“名義收入”，只為“定期向資本市場進行披露”，然，筆者這廂先給中海油鞠躬致歉了。但問題是，經此可意會不可言傳仿佛“歷史檔案揭秘”的解說之后，神秘兮兮的所謂“名義收入”是怎么名義法的卻令人一頭霧水。

????“實際上，所有高管層成員從2001年上市第一天開始就把董事會批準的收入捐給了母公司中海油總公司，因而成為‘名義收入’”——這句概括性很強的話好像可以視作答案，然而，若進一步追問：什么是“董事會批準的收入”？怎么“批準”的？標準何在？數額幾何？什么又是“捐給了母公司中海油總公司”？怎么“捐”？“捐”了多少？聲稱“把董事會批準的收入捐給了母公司中海油總公司”，這筆賬目聊且算是清了，可高管們的實質性收入到底從哪里來？究竟又有多少？即便完全去除上述“名義收入”，最終，何以導出否定之前媒體報道所言“高管層薪酬福利達千萬元”的結論？這些問題至今未嘗不仍為莫名其妙的“啞謎”。當然，公眾眼下無從知道其“內情”，并不代表諸事本身一定就有不可告人的“內幕”。但毋庸置疑，拋出 “名義收入”這一說，中海油在高管薪酬問題上不僅無法自證“清白”，事實上反倒扯開了一個個體制懸疑的口子，讓人咂摸不透。

????比較有意思的是，除此之外，當天還有一條異曲同工的媒體報道：“河南23歲女大學畢業生當選市人大代表遭質疑”(4月14日 《河南商報》)。據稱，23歲的女大學生村干部閆小心，到任一個月后當選為村委會主任，半年后又高票當選為河南省安陽市十二屆人大代表，成為當地首個當選為市人大代表的大學生干部，這在很多人看來非常不可思議。市民質疑，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當上村主任，又以如此高票當選市人大代表，是有過人的能力，還是有相應的政治背景？是偶然際遇，還是必然中的偶然？目前，國家一直提倡大學生下基層工作，23歲女大學生不僅當上村主任，還當選為市人大代表，這種模式是否具有可復制性？基層大學生的上升通道是什么？不待言，所涉，無疑又是一個體制懸疑的問題。我們誠愿相信該市組織部所講——“這跟她迅速當選村委會主任有很大關系。工作做得都很不錯，只是很少人有這么好的機遇”——正如中海油總公司所言“名義收入”那般，足以自證該女大學生沒有獲取“天價政績”，但，同樣是在體制輪空的大前提下，這“連升三級”的所謂“樹立典型”何其逼肖神乎其神的“戲法”？

????拎到一起得了。朝根上說，前者關乎公共資產(或稱國有資產)，后者則關乎公共權力(立法監督權)，一般情況下，必須得有明晰、完整、規范的公共政策依據作為其體制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確保公共資產是為公眾所擁有，公共權力是為公眾所掌握，換言之，即通向我們耳熟能詳本國憲法總綱第二條所保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與此同時，屬于人民“一切權力”中最基本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也只有落到了現實的公共政策上才能被保護、被捍衛。于此意義論，公共政策是絕對容不得體制懸疑“戲法”的。以便從國家根本上保證絕大多數公眾的各項權利與利益是其一。此外，一旦公共政策淪為了某種體制懸疑“戲法”，其中至為重要的程序公平、公正之構建隨之亦被架空，則何難通向實質公平、公正的結果。譬如，在高管薪酬安排上，某些國有企業可以個人實際所得與向資本市場披露的“名義收入”大相徑庭，我們的非國有企業也可以嗎？可以或不可以為什么？閆小心可以“到任一個月后當選為村委會主任，半年后又高票當選為河南省安陽市十二屆人大代表”，其它大學生干部也可以嗎？可以或不可以又為什么？這些，恐怕“全知全能”的上帝都無法給出具有公信力的答案來。

????“在當時歷史背景下”嘛，所以“名義收入”而已——面對中海油(其它國有企業接下去或許也“彼此彼此”)出據的這類“生米煮成熟飯”的說法，不管贊同與否，公眾此時此刻或許也就只有默認其實的份兒了。但接下去，事關“名義收入”又為怎么一回事，其聲稱的“經國家主管部門認可”中的“國家主管部門”總得給公眾一個必要的交代吧？至于那位禁不住也跟著自言“仕途太順了”的女大學生，謹表祝賀的同時，置于國家公務員現行選拔政策下，我們很想清清楚楚地知道：她為什么就可以那么“順”？一言以蔽之，公共政策容不得體制懸疑“戲法”，這既是對公眾各項權利最起碼的尊重，也是公權力象征的國家權力機構對自身最起碼的自重，當慎為之，并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