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動機
不久前，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談到對預算資金審計監督時表示：“現在，各省市區、地級市甚至縣都在北京設立辦事處，有的駐京辦目的就是跑‘部’‘錢’進—————跑是一個足字旁，還有一個包，要帶包去跑。誰跑得多，部委情況了解多，就可能多獲得一些撥付款。這存在很大
的隨機性。”
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形成了所謂的“駐京辦現象”，引發了媒體和公眾的關注。
“十一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求“各級政府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優化組織結構，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還要“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完善投資核準和備案制度，規范政府投資行為，健全政府投資決策責任制度”。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實施，必將促進政府職能的轉化，而作為政府管理一個“分枝”的駐京辦，也必然要面臨方方面面的改革。
此次我們的專訪，目的就是能夠理性、客觀、審慎地解析“駐京辦現象”，進而嘗試提出一些建設性的辦法，完善駐京辦的功能與定位，使之更符合現代政府的理念和要求。
駐京辦的“前世今生”
新京報：駐京辦屬于什么性質的機構？
劉旭濤：表面上，它不屬于正式的行政編制，很多單位是把它作為事業編制來看的，但實際上它是政府的派出機構。因為盡管規定的很清楚，但很多單位常常是行政編制與事業編制來回轉換的。很多地方政府在工作人員不夠的情況下，就用了事業編制，用事業經費，但說到底，還都屬于公共財政開支的范疇內。所以駐京辦的性質，如果從職能來看，肯定屬于政府部門，但從編制、經費列支這一塊看，可能不完全屬于行政編制。
新京報：我國最早什么時候有了駐京辦？
雷頤：具體什么時間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上世紀50年代就有了。駐京辦是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而設立，國家各種資源由中央政府集中起來，各個地方政府就建立了常駐首都的機構。
但上世紀50年代不像現在這么普遍，那時候主要是各個省份有駐京辦，還有一些大型企業，像化工、煤礦等本身就是一個副部級單位，所以為了工作上的方便就需要設立駐京辦。
劉旭濤：古代的會館也有駐京辦性質，有官員到京城落腳，或者考生要落腳，因為封建社會市場經濟不發達，大規模的人員進京時會館能起到聯絡的功能。國外也有類似的機構，比如行業協會或者大學的一些協會在首都設置會館，或者叫沙龍，也是起到聯絡的功能。我上次去比利時，看到他們大學里的一個賓館也叫做會館，我們就在那里面住著，他們主要安排大學教授，早期屬于一個學術沙龍，慢慢演變成一個招待中心。
新京報：早期的會館與現在的駐京辦有什么不同？
雷頤：那時的會館大多是民間性質的，而現在駐京辦大多是官方的。我們現在的駐京辦主要是替當地政府服務，沒有做到為一般的老百姓服務，而會館主要是為老百姓服務的，比如來北京的商人、學生等等。會館的民間性質反映了與現在駐京辦的不同本質。
新京報：目前一共有多少家駐京辦？有沒有統計數據？
毛壽龍：我沒有看到官方公布的數字。可能因為數字是在不斷變化的，各省份肯定都有，地市級有的也有，甚至一些縣也有。
劉旭濤：省級、副省級的肯定有，應該和這些地區的數量差不多，下邊具體有多少就不好講了，我記得在一本書里看到，大概有幾千家。
我個人感覺駐京辦問題是目前的一個空白點，它的作用、性質確確實實需要研究和重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