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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吳芳蘭、朱國棟/溫州、上海報道
防范青少年犯罪之盾
中國是青少年犯罪問題解決得比較好的國家之一
“一方面要重視，但也不要把這個問題看得太嚴重，未成年人的主流是好的。”11月22日，面對日漸嚴重的青少年犯罪問題，中國青
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肖建國這樣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事實上，中國政府歷來重視青少年工作，僅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里，中共中央兩次就青少年問題發出文件。
另外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青少年犯罪問題作為世界“三大社會公害”之一，在全世界都十分嚴重。一些對比研究成果認為，在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國是青少年犯罪問題解決得比較好的國家之一。
事實上，中國在青少年犯罪預防方面，開始積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經驗，而相關的科研成果也是層出不窮。
世界三大社會公害之一
青少年犯罪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一個突出社會問題，學者們把它與吸毒販毒、環境污染并稱為“三大社會公害”。
世界反“童子軍”聯盟發表的一份報告稱，目前在全球范圍內的武力沖突中，大約有30萬18歲以下的少年兒童作為政府或者某些派別組織的士兵參與其中。
而在巴西，少年死于街頭槍殺，在貧民區是司空見慣的事。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調查結果，在1979年到2003年的24年時間里，巴西有20.57萬青少年死于槍殺，占青少年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
根據英國BBC2005年的一個報道，英國人類學家盧克·道得尼和巴西非政府組織聯合撰寫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過去14年里，僅在里約熱內盧地區，就有將近4000名少年被槍殺。據估計，里約有五六千名攜帶槍支的少年，大多數槍殺是因為毒品大王們爭奪地盤而引起的。
除了巴西之外，日本中學生賣春問題、非洲和中東地區的少年雇傭軍問題等等，都是世界上較為典型的未成年人犯罪現象。
“從世界范圍看，青少年犯罪呈波浪式起伏、相對平穩、穩中有升的態勢，其中轉型國家青少年犯罪增長較快。” 肖建國這樣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其實和巴西、盧旺達等非洲、拉美國家相比，中國的青少年犯罪還是‘小兒科’，但這種增長趨勢一定要警惕。”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教育問題、現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沈翠華這樣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毋庸置疑的是，在防治青少年犯罪的司法體系上，世界上不少有益的經驗可供借鑒。肖建國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早在1899年，美國伊利諾伊州就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專門的未成年人法律——《少年法庭法》。”
全社會預防
預防青少年特別是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體系，已在我國城鎮和部分鄉鎮建立。
“學校在防止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當中起著主導作用。只要有一個孩子不接受教育，社會將來就會多一個禍根。”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員楊雄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要建立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預防體系，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并不是一關了之。”楊雄還認為，“除了學校，家庭的教育深刻影響著子女人生觀、道德觀的形成。德國一項調查表明，家庭環境和諧、家長言行、品行及教育方法得當的家庭，子女犯罪率只有0.1％。并且要在社會建立綜合預防體系。據悉，目前全國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80%以上的地市及相當一部分縣區、街道成立了領導機構和工作機構，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體系基本建立。”
除了家庭、社區和學校之外，少管所常常被看成是防止少年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線。
“對在少管所的孩子而言，要避免他們脫離社會，預防‘交叉感染’和回歸社會的再次犯罪。”上海市少年管教所所長洪勇強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他表示，“如果不做好預防，犯罪少年回到社會，因為家庭、社會安置、歧視，以及本人能力等原因，曾經犯罪的青少年再犯罪的可以達到20%，甚至更高。”
洪勇強還認為，“對少年犯要多從心理上進行矯正。要讓他們在回歸社會時有一個健康的心態，使得他們對自身和社會有正確的理解。還要教會他們掌握一到兩門技能，經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允許，組織他們學習烹飪、計算機操作、面點、服裝、插花、調酒等社會有很大需求的技能，并取得勞動部門頒發的等級證書，回到社會后可以去應聘，他們有固定的收入來源，犯罪的幾率就小了很多。”
另外，社區矯正也被認為是減少少年犯罪的良方之一。
在1990年《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準則》（即《利雅得準則》）中，達成了這樣的共識：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并提出“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政策的重點，應通過家庭、學校、社區、同齡人、職業培訓、工作環境以及各種自愿組織起來的個人和組織，幫助所有青少年成功地走向社會。
健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體系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歷來高度重視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自1979年黨中央轉發中宣部等八部門《關于提請全黨重視解決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報告》時起，就確立了用綜合治理的手段解決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基本方針。
1982年、1985年直至90年代以來，決策層先后就青少年教育和預防違法犯罪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頒布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為保護青少年健康成長、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武器。
2005年9月，在北京一次少年司法研討會上，不少專家建議，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應建立獨立的少年司法體系。
與會專家認為，青少年作為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尚不具備完全的行為能力，其走上犯罪道路除了自身主觀原因外，往往是受到社會不良因素的影響，與成年罪犯有著本質的不同。僅僅武斷地比照成人的量刑標準減刑或免刑，可能影響青少年未來的身心健康，同時會使他們產生對社會的憎恨，也不能完全杜絕其成年以后的繼續犯罪。因此要盡快建立獨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制定適合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實體法和程序法。
肖建國對少年司法體系有深入研究，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一些條件較好的大城市可進行建立少年法院的試點；在中級法院要加強少年法庭建設；在基層法院要鞏固少年審判合議庭或少年法庭。同時要以少年審判機構的建設和少年審判工作的開展，帶動少年犯罪的偵查、檢察、辯護、法律援助、管教等一系列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最終健全我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體系。
上海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模式
上海通過認真摸底調查，分類建檔立卡，做到底數清、情況明，進而有針對性地采取幫教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一重點群體的違法犯罪。2002年，上海市對社區青少年狀況進行了全面普查，建立了社區閑散青少年管理系統，重點在社區層面對全市63000名閑散青少年實行“一人一卡”管理，以制度的形式規范特殊群體的信息采集和數據維護。
在此基礎上，依托社區青年中心等陣地，建立社區青少年管理責任制，通過結對幫教、心理咨詢、法律服務、技能培訓、就業扶持和經濟援助等形式，實現了社區、家庭和學校之間教育、管理和服務的有效對接，使這一群體的違法犯罪問題在社區層面逐步得到消減。以楊浦區的統計為例，2002年該區青少年違法犯罪率比2003年同期下降了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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