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官書記”家庭存款從50萬元飛漲到數百萬元
山西省臨汾市中心體育街上有個郵政儲蓄所，離武保安的住所很近。從2003年下半年以來，武保安之妻王臨風便頻繁地進出這個地方存款，數額之大，次數之多，令人咋舌。
王臨風頻繁地出入銀行大門存款有這么幾個特點：王臨風在2003年6月
以前，家庭存款在50萬元左右，而到6月以后，存款的頻率越來越快，有時兩天存一次，甚至一天存兩筆、三筆；存款的額度也越來越大，三五萬元存款數額已為十幾萬元、幾十萬元的數額所取代。據知情人講，王臨風在辦了退休后主要做兩件事，一是打麻將，二是到銀行存款。
在武保安從縣長變成書記后，王臨風說：“老武在大寧縣工作期間，是副職，禮就少一些，送兩瓶酒、兩條煙等的多些。在永和縣工作期間，收的有禮品、有禮金(錢)，過中秋節時禮品多些，過年時禮金多些，一兩千元，送禮的多數是單位，也有個人。在翼城工作期間，送禮金的多些，數額也大些，少則數千，一萬兩萬元也有送的，用信封裝著現金，有的還寫著送錢者的名字。“老武在春節期間，這兩年都是年三十和初一才回家，所以送禮的也就集中在這幾天。送的人也多，好多人我不認識，有的在信封上寫上名字的我也不記。我記得今年春節前后，一個副書記和一個局長來過我家，這個局長戴眼鏡，副書記和局長給了兩沓(兩萬元)錢，信封里寫著鼓勵孩子上學的話，寫得挺好，這是老武給我的。縣里一個部長在去年中秋節前到我家給了一份1000英鎊(注：實為歐元)的禮，說是給孩子去英國用的。春節期間，鄉鎮一二把手基本上都要來拜年，一般是給一兩萬元，還有三五萬元的。”
送禮的人很多，有時因為害怕“撞車”，先來送錢的人不得不躲在武保安家的里屋。
王臨風說：“我愛人從2003年任翼城縣委書記后，在縣里就是一把手。以前當縣長時，沒有感覺。在當一把手以后，明顯地感到縣委書記與縣長有天壤之別。當縣委書記后的春節和中秋節兩個節日，翼城除了條管單位，如工商、稅務等幾個單位外，所有下屬單位的領導都要來家中，來的人一批又一批，都是坐幾分鐘放下錢就走了，我和武收錢收得都有點害怕，可是沒辦法。”
王臨風還說：“到我家的人，一般武都給我介紹。有時，我給倒杯水、點點煙，然后就到別的房間了，他們在客廳談話。送錢的人，總是以‘一年辛苦，領導在工作上支持，一點意思’等理由放錢。如果我們要是推辭，他就說給孩子的，讓孩子好好學習，或者將錢放到茶幾上，或者放到沙發墊下面，有的還到我家的臥室里，將錢放到床上、枕頭下面、被子下面。一般都是在信封里裝著，或寫個人名字，或寫著單位名稱，一般都有注明，都是有備而來，怕后面進來的人看見。人走后，他不收拾，坐在那兒不動，都是我收拾。放在床上的，就順手塞在被子下面。一般來的，最少的送1萬元，多的有2萬、3萬元、5萬元不等。”
對于武保安家的收入來源，王臨風說：“我們夫妻倆這么多年來的工資收入，另外還有出租屋的租金(每月350元，從1993年開始外租)，再就是我父親病故時，當時老武還在永和縣任職，總共收了10萬元的禮金，還有我兒子過12歲生日，我母親過70歲大壽也包括在這里面，還有存款利息，一共大約有四五十萬元。還有兒子兩次上學親戚朋友給的錢，大約不到10萬元。”
買官者講述買賣內情
“盤子還沒定，到時候再說”
“調整中受益的一些干部送禮在10萬元以上”，翼城縣一名干部說。A用30萬元高價，買到縣某局局長的職務。據A講，2003年11月，縣人代會、政協會召開以后，由于原局長當選為縣級領導，聽說不再兼局長，而A本人是該局書記。
于是，A想“進步”。2003年12月上旬一個晚上，大約八九時，A到武保安辦公室找到他，提出自己想接任局長。武保安說：現在還沒有全盤考慮，到時候再說。2004年元月的一個晚上，A準備了10萬元，裝在一個黑色小皮包內，一個人去武保安宿舍。A把裝錢的小黑包扔到了武臥室的床上，武從沙發上站起來，想去拿這個包，意思是推辭不要，但A把他輕輕推到沙發上就離開了。
2004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武保安打電話找A。在武的辦公室，武保安對A說，這個單位競爭的人很多，不一定能把你安排在這個位置上。當天晚上A回到家里，準備了20萬元，A對武保安說，“武書記，我還是想留在局里當局長，請武書記幫幫忙”。武說，盤子還沒定，到時再說。然后，A就出來了。A說，黑色食品袋內裝的是煙，實際是20萬元。
對于這30萬元，武保安堅持說只收到10萬元，且是在退給A后第二次送的，因此，辦案人員最后認定武受賄10萬元。
逢年節送公款當禮金，還帶上單位會計
“武保安任縣長時，我到武家給其送了3萬元現金。從2000年開始，每逢中秋節和春節，我都給武保安送現金，每次都是1萬元。2000年中秋節送的是1張5000元的購物卡。到2004年春節，我累計8次送給武保安7.5萬元。”現任某局局長B這樣描述他和武保安的關系。
每次送錢時，B都會講類似“過節了，沒有啥可買的，拿點錢你自己買吧！”這樣的話。武從來沒有拒絕過，只不過有時說句“以后不要這樣了”，但下次送來時仍照收不誤。
B對他給武保安送錢的心態是這樣描述的：一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求得他對所在單位工作的支持，如撥款等；二是具體經辦人是自己，盡管送的是公款，但可以通過這種方式讓他對B產生好感，在個人問題上即使不照顧B也不至于卡B。之所以在春節、中秋節送禮，是因為平時不太好意思，這時顯得更有借口；同時為了避免自己私吞的嫌疑，B去送錢的時候還要把會計帶上。
為證實武保安犯罪，主動交代自己行賄事實
“我認為武保安在任用干部的問題上，不講干部素質，不講工作成績，不講民意，不講原則，只認金錢，武的敗露是必然的。不管組織怎樣處理我，我都要為搞清他的問題向組織交代自己的行賄事實，以證實武保安受賄的犯罪行為。”行賄10萬元后當上某局局長的C說。
C說，2003年下半年，武曾三番五次地找他談話，開始講讓他到重要崗位上去，后來又說讓他挑重擔，再后來說不要光想著吃肉，也要啃骨頭。眼看鄉鎮回來的書記和一些縣直部門的干部都基本上定了位置，安排C的希望仍很渺茫。于是，C就向親戚家借了10萬元，親自送給武保安。直到此時，武保安才說：我總得給你和大家一個交待。
在2004年4月上旬的一天，C用報紙把面值100元10疊的10萬元包好，裝了一個塑料袋，像一條煙，送到武在翼城賓館的辦公室。事后，武沒有提出過退錢的問題。后來，C被安排為局長。這個局是一個沒人提出要去的地方，但是，武保安的解釋是，這個局是個大攤子，需要安排一個全面素質的人去干，你們說誰還能比C更能干？“武保安太貪了，為了將武繩之以法，我決心主動交待自己的行賄事實”，C說。
許多像C、A一樣去送禮的干部完全清楚，給領導干部行賄是錯的。但他們基本上都認同，給武保安送禮，同行賄撈好處，是有區別的，如果沒有武保安通過公開、半公開的方式向大家傳遞信號，明里暗里地索要，翼城的社會風氣也不至于到這個程度，人們也不會去給他送禮、送錢。
不送錢的下場是免職
縣政協原常委D這樣講述他被免職經過的：“武保安上任后，肯定了我的工作，并答應考慮給我動動(工作)。后來，我又找過他一次，他不置可否。從2003年11月開始，我的政協常委被免了，政協工作也被免了，也沒有安排新的工作，只好在家待著。我感到受騙了。”D苦著臉感慨地說：錢不是個好東西，但沒有錢是不行的。縣人大某干部E與D命運相同，也是被武保安使用手段給擱置起來的。“這就是不送錢的下場。”E說。
縣委書記：上級監督少，同級監督難
――翼城縣部分領導談武保安案
“武保安當縣長期間，工作作風比較務實，說話辦事比較實際，擔任書記后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翼城縣委副書記、縣紀委書記張建國這樣評價武保安。
張建國講，在武當上縣委書記后，別人的意見聽不進去，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主觀武斷，逐步形成了一種凌駕于常委會之上的霸道作風，一味地個人說了算。武保安關于調整干部的講話在全縣引起了混亂，使本來沒有調整想法的干部有了想法，造成中層干部思想不安，幾個月全縣干部很少考慮工作，只考慮自己的升降去留，還給領導之間、同志之間制造了很多矛盾。“我認為武保安任書記后的干部調整是他本人的思想上、思路上就有了問題，這就使他必然地走上了犯罪道路！”張建國的話語十分肯定。
同時，張建國承認，作為縣紀委書記，從主觀上講他應有一定的責任，沒能阻止武保安腐敗、犯罪。但客觀地講，同級紀委監督同級黨委成員，特別是縣委書記，確實難度太大，難以監督。比如，對干部的調整問題，他多次找武談自己的看法和建議，以及對紀委干部的調整意見，武當面表示同意，但過后根本不理不睬、不聽。包括提拔7名鄉鎮紀委書記，紀委沒有參加考察，他竟一個也沒有見過，常委會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張建國認為，“武保安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武本人思想滑坡，人生觀、權力觀扭曲是主要原因。武任書記以后，主要精力沒有放在考慮全縣大局的經濟建設上，而是只抓干部，并在干部調整中借機斂財，而且越貪越大、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其次，對縣委書記這個級別的領導干部監督不到位，也是武走上犯罪道路的關鍵原因。縣委書記是省管干部，顯然，縣紀委監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上級黨組織和紀委對縣委書紀的監督目前來說也是個空當。因此，失去監督的權力最容易產生腐敗。”
翼城縣副縣長楊忠華說，武保安任縣長時，上上下下都認為他政績突出，上級表揚，下級稱頌；更有甚者，緊隨其后，拍馬屁溜須，使其飄飄然，昏昏然。這樣一個光環和環境，助長了武保安的個人主義家長作風，最終導致權力失去監督、失控。
翼城縣委副書記刁紀普說，“武保安任書記幾個月間，縣級領導班子換屆，鄉鎮主要干部調整，縣直部門科級干部幾次調整，都是依據他的意愿和衡量標準，具體操作調整的，搞得干部有苦難言。”
在分析武保安犯罪的原因時，刁紀普表示，武主管經濟工作時間比較長，加上思想不健康，金錢對他產生了強大誘惑力，這就使得他貪婪成性，斂財聚財不擇手段，走上了腐敗的道路。武保安一案教訓極為深刻。對縣委書記這一崗位的職權監督，是黨風、黨性教育、反腐倡廉工作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同級難監督，上級少監督，這就給一些黨性觀念不堅定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機。在這一警示教育中，我們深深感到強化黨內監督何等重要！“說實在的，一個副職要是敢于同縣委書記持不同意見，是要付出慘重代價的！”翼城縣委副書記李寶森說。
王澤斌 王飛 本報記者 劉建林
(注：王澤斌著《宦海沉船———縣委書記武保安犯罪實錄》即將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