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級實驗站人才斷層 5年來只招到一名大學生
專題策劃 周珣 羅旭輝 本報記者李健
從湖南衡陽到廣西友誼關的322國道83公里處，有一條長滿野草的小岔道。幾乎沒人會注意，小路盡頭會有一個國家級科學實驗站———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
1994年，這個離最
近的鄉政府也有1公里多遠的實驗站，走出了一名中國工程院院士。可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工作條件艱苦，實驗站人才不斷流失，最近5年更是招不到一名大學畢業生。“如果再沒有人來，實驗站可能生存不下去了”，今年52歲的副站長秦道珠說。
1992年起，大批科研人員以諸多理由離開
為解決湘南低產田而建立的祁陽紅壤實驗站，至今已經有45年歷史，前后有160多名大學生曾在這里工作。1960年至1966年，響應中央到農業生產第一線的號召，北京中國農科院的7名青年，加上湖南省、衡陽市和祁陽縣同時選拔的15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到祁陽縣官山坪村，要把當地水稻產量成倍提高。隨后一段時間，陸續又有科技人員被抽調到這個艱苦的實驗站。7年里，這里的科研人員最多時達到57名，平均年齡24歲。村民們回憶說，實驗站里整天發出小伙子們開懷的笑聲。
這樣的情景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改變。實驗站受到嚴重破壞，大部分科研人員被打倒，只有4人留下，給實驗站看家。他們白天接受勞動改造，偷偷摸摸做試驗，晚上躲進小屋，點著煤油燈查資料、寫實驗報告。
1978年后，全國掀起向科技進軍的高潮。湖南農業大學、華中農業大學、華南農業大學、衡陽農校、寧陵農校和長沙農校等學校分配來的46名大中專畢業生，給實驗站注入新的活力。
當科研工作再次走上正軌時，1984年，華中農業大學一位大學生在實驗站待了兩年之后，提出離開。理由很簡單，實驗站離他老家湖北太遠，加上工作生活環境太苦不能適應。他的離開像一枚重磅炸彈，把實驗站青年人的思想炸得七零八落。面對艱苦的環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有了離開的念頭。
實驗站開始想各種辦法，盡最大努力挽留這群富有朝氣和才華的年輕人。為了讓大家開闊視野，每年11月，實驗站分批派科研人員到北京圖書館查找資料，到其他單位進行業務交流，鼓勵科研人員多參加國際、國內的各種學術會議。從20世紀90年代起，實驗站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送科研人員到澳大利亞合作單位或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學習。實驗站還將一些小課題從開始申請到最后寫論文都交給年輕人來做，讓他們在業務上得到鍛煉，有成就感。
但種種努力仍然擋不住人才流失。從1992年開始，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以“找不到女朋友、家里來人沒地方住、待遇養活不了自己”等為由離開實驗站。流失一直持續到2001年一名骨干副站長離開。實驗站最后只剩下16人。
2002年實驗站有了自來水，結束了喝泥巴水的歷史；同時還擠出有限資金，把站前泥濘的小路拓寬，這條長600米、有9個彎的小路原本只有兩米寬，顛翻過一位來訪韓國專家的小車。2003年，實驗站又在衡陽用土地找房地產商換了幾十套房子，讓科研人員可以住得寬敞點。
但從2001年到今年7月，實驗站沒有招到一名大學生。副站長秦道珠說：“招大學生招得我們心都涼了。”目前，實驗站剩下的16人中，能搞科研的只有8人，年紀最大的55歲，最小的38歲，平均年齡50歲左右，人才出現嚴重斷層。
當地百姓為實驗站立碑，“希望每個字都能表達謝意”
紅壤實驗站三樓榮譽室，各種獎狀在桌子上擺得密密麻麻，和人才流失一樣，實驗站的成績同樣引人注目。
湘南紅壤低產田耕作后泥土不爛，土塊跟鴨屎一樣大小，產量只有100公斤左右，被當地老百姓叫做“鴨屎泥”。1960年，實驗站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對“鴨屎泥”進行調查，走訪了50多個村，召開了140多次調查會，實驗了幾十種肥料。經過3年努力，終于解決了這一問題，畝產提高到287公斤，缺糧的官山坪村變成了余糧村。據1964年不完全統計，這一方法在湘中南地區推廣295萬畝，增加稻谷1.8億公斤。1964年，實驗站解決“鴨屎泥”的成果，獲得國家重大科技成果獎。
1980年以后，實驗站開始嘗試在丘陵地帶、不同海拔的地方種不同的作物。科研人員不僅自己試驗，還手把手地教當地農民。丁源沖村村民聶小春，就是試驗的受益者。在科研人員的指導下，他在山下種水稻，在山腳種西瓜和玉米，在山腰種果樹和牧草，在山頂種保持水土流失的樹木。這種立體模式很快取得了效果，僅牧草養羊這一項，聶小春家里每年就可以增收6000多元。聶小春說：“實驗站將科學技術變得實實在在，能讓農民富裕”。
有這種感受的不止聶小春，所有村民都得到過實驗站的技術指導。今年70多歲的官山坪村老支書王風元說，實驗站不僅讓村民們吃飽了，還讓大家富裕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農民科學種田的意識。1995年實驗站提出的立體農業模式獲得國家“八五”科技攻關重大成果，在全國推廣。據統計，45年來，實驗站獲得國家級獎項3個，省部級獎項19個，幾乎每兩年就有一個獎項。
1995年紅壤實驗站成立35周年，老百姓和縣政府在站里立了塊碑。負責起草碑文的原祁陽縣縣委副書記黃承先說，碑文先后請了3個人寫，修改了無數次，“我們希望每個字都能表達我們的謝意”。
雖然遠離都市，但“實驗站在國際上的名氣比國內大”，科研人員笑著說。從1983年以來，來自菲律賓、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等12個國家的200多名專家，先后到這里考察合作，實驗站也有65人次出國考察、培訓。
2002年在實驗站住了5個多月的韓國博士樸洪圭感嘆，“所有村民都認識科技人員，你們不僅在實驗室工作，更把科學實驗做到了農民心里”。到站里訪問的澳大利亞博士羅伯特臨走把一頂太陽帽送給曬得黑黑的科研人員。
2001年實驗站從800多個野外實驗站(臺)里脫穎而出，成為第一批30個“國家野外觀測實驗站(臺)”之一。紅壤實驗站是農業研究領域惟一的一個，今后將承擔更多的國家級實驗項目，為相關部門提供更多的參考數據。
2004年，世界頂級土壤研究站———英國洛桑實驗站專程到這里交流業務。因為歷史悠久，洛桑實驗站的1克實驗樣土比1克黃金還貴。在我國，紅壤實驗站也是土壤長期性研究最早、取得成績最大的實驗站。“我們要成為中國的洛桑”，站里的規劃這樣寫道。
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賣炭的，仔細一問是實驗站的
王伯仁蹲在田埂上，戴著破舊的草帽，褲子卷得很高，一邊吃餅干，一邊跟身邊除草的老農聊天。這位看上去和農民沒什么差別的副研究員，早晨5時起床到田里取土樣，剛停下來。遠遠望去，應了老百姓形容站里科研人員的一首歌謠，“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賣炭的，仔細一問是實驗站的。”吃完早飯，王伯仁還要做完40畝旱田的土壤取樣。
副站長秦道珠說，王伯仁工作了20多年，一個月工資也就1000多元，老婆下崗了，還要供一個孩子上學，“非常困難”。剛來的大學生，工資還不到500元。作為國家級實驗站，這里的條件讓所有到過這里的人吃驚。
科研人員走出辦公室，就進水稻田，每天要頂著烈日在野外工作8小時以上。“大家都在地里，所以白天從不開會，吃完晚飯，開始討論問題。”科研人員高菊生說。
20世紀60年代建起的房子，室內陰暗潮濕，墻面已經面目全非，墻角的小洞可以透風。實驗室地面已經坑坑洼洼，實驗桌上的油漆幾乎被磨光。官山坪村老支書王風元說，“站里的房子不如老百姓家里，比長沙市的很多廁所還差”。中國農科院副院長劉旭曾看過站里的住房，第一句就說“這是危房，趕緊搬出去”。
站里雖然喝上了自來水，但一桶水幾乎有半桶泥，沉淀干凈了才能飲用。以前站里有個食堂，后來人走得太多了，剩下的人只好自己做飯吃。“關鍵是站里養不起一個食堂師傅啊。”科研人員也為自己寫了首歌謠，“住的是泥磚房，喝的是泥巴水，干的是苦力活，拿的是零工錢”。華南農業大學的樊小林教授曾到站里調研，他說，“站里良好的科研基礎條件和惡劣的工作條件同樣讓人震驚”。
副站長秦道珠說，自己哭過四次，第一次是恢復高考那年，“有機會出來讀書了，我高興啊”。第二次是工作以后，夫妻兩人都在實驗站工作，小孩放在別人家寄養，有一年回家，小孩撲上來叫舅舅，“我心里一緊，哭了”。第三次是1995年中國農科院開表彰大會，“那一年站里所有職工只能拿70%的工資，表彰大會上我作為典型發言，面對幾千名聽眾和同事，我說站里實在太窮了”。第四次是2004年上級到站里進行干部調整，“我跟領導匯報工作，自己干了好幾年，工資都發不出去，更不談獎金，我擔心實驗站支撐不下去，哭了”。
今年7月底，實驗站得到久違的好消息，湖南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專業畢業生王晶來實驗站報到了。他是5年來惟一一個和實驗站簽約的大學生。
秦道珠曾和王晶有過這樣的對話。
“你將來有什么打算，在站里準備干多久？”
“現在站里條件很差，我想知道將來站里有什么打算？”
“站里肯定會想辦法改變條件，爭取作出更多成果。”
“那我愿意在這里，和實驗站一起發生變化。”
這一次，秦道珠想哭，可是一種幸福的感覺很快蓋過了淚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