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視點 近來，嘉興市委書記黃坤明的心情有些復雜，因為今年上半年“嘉興整體上投資、企業收益和財政收入的增速都在回落。”
而長江三角洲地區諸多城市都面臨嘉興一樣的發展困惑。上海、浙江、江蘇的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
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信貸等5大核心經濟指標增長速度，上半年都紛紛回落，有的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長三角制造”效益下降，庫存上升，虧損擴大。 這是近十年來，長三角經濟首次出現整體增速“滑落”跡象。
“老路已走到盡頭”
經濟增速趨緩意味著什么？
浙江省省長呂祖善說，這“既是宏觀調控預期目標的必然反映，也是多年來結構性、素質性矛盾的必然顯現”。
他認為，當前情勢是“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所謂內部因素，是工業產品以中下游為主，在買方市場環境下，價格上升不易，而原材料價格抬高之后，只好犧牲利潤，進而影響到企業的再生產和投資；所謂外部因素，則與宏觀調控、國際市場有關，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煤電油運緊張和資源的短缺。
表面上看，經濟增幅回落是宏觀調控的必然反應和產業結構調整的代價。實質上，這表明：拼土地、拼勞力、靠投資拉動的外延式增長方式已難以支撐經濟持續高速前行。
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所副所長楊建文直言：即使中央不采取宏觀調控措施，按照上海這十幾年的發展模式走到今天，路已盡，亟須進行根本性的經濟發展模式調整。
“事實上，長三角經濟發展中的根本性矛盾在于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擺脫粗放的格局。”江蘇省統計局的一位分析師說。
專家們分析，所謂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一是產業結構總體層次不夠高：城市之間制造業結構接近，主導產業雷同，造成部分行業重復投資、過度競爭；現代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和水平普遍很低。二是技術創新能力不強：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創新不充分，缺乏核心技術及其應用能力；國際性制造業基地建設還處在組裝、裝配階段，尚未成為以研究與開發為支持的制造基地；高新技術引進多而消化更新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強勢產業和企業很少，高新技術產品多處于“三來一補”型的低級階段，附加值較低，出口效益不高。三是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不夠協調：高能耗、高污染的第二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偏高，造成資源供給緊張，環境污染加重，直接影響到投資環境和可持續發展。
專家們認為，宏觀調控給了經濟增長方式一個修正的機會，長三角地區應該借此加速實現從粗放型發展模式到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蟬蛻”，當好全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
“一號工程”
目前，一些地方仍將招商引資作為政府的“一號工程”。問題是，什么樣的“一號工程”才能使經濟保持健康增長？一些專家的意見值得深思。
其中最強烈的聲音就是：提升現代服務業水平，告別“土木鋼鐵”式發展才是真正需要的“一號工程”。
在工業發展后勁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上海第三產業比重從2002年的51％，降到現在的48％左右。專家們認為，正是因為如此，上海今年的經濟增長才遇到“難題”。
華東師范大學區域經濟專家、環資學院院長曾剛說：“現在上海經濟增長的下滑，是在宏觀調控與結構轉型的雙重壓力下出現的。這幾年上海經濟的拉動主要靠投資，而投資的方向則主要是以房地產業、制造業為主的‘土木鋼鐵經濟’，事實證明這條路到了‘轉彎’的時候了，要轉向現代服務業。”
他說：“上海‘三二一’的產業戰略曾一度動搖，2003年后經濟增長又過于依賴房地產，所以，宏觀調控政策一出臺，發展就面臨比較大的困難。”同時，上海房地產業的過快發展，房價的飆升，導致商務成本大幅度上升，也在客觀上造成了對制造業的“擠出”。
楊建文也指出：實際上，整個長三角GDP中附加值較低的制造業仍占了“半壁江山”以上，而金融、航運物流等附加值較高的現代服務業發展則不盡如人意。從經濟轉型和長遠發展看，現代服務業應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而江蘇、浙江所面臨的更突出問題，則是制造業的產業升級。對此，江蘇省省長梁保華日前明確提出：“江蘇工業目前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年底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比重要超過25％。要運用信息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大力提高產業附加值和競爭力。”
上海市的一位負責人指出：要在不十分有利的經濟形勢下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就必須學會“在游泳中換氣”，既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又保持較大的結構轉型力度。
目前，長三角正處在經濟結構提升、經濟發展方式轉軌的關鍵時期，較為粗放的低端生產力逐漸調整轉移，新的高端生產力正在集聚，但還未真正釋放能量。因此，有專家指出，眼下的增長速度放緩是一種“蟬蛻”中的“過程現象”。
新華社記者徐壽松姜帆姚玉潔（據新華社上海8月2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