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朱國棟/北京、天津報道
“總部經濟”激活中國經濟增長第三極
北京既想做企業總部，想發展高端服務業，又舍不得放棄普通制造業
對于京津冀地區如何實現區域聯動發展，真正成為21世紀初中國北方經濟發展的發動機，許多專家與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與見解。
北京社會科學院總部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趙弘，是中國第一個提出總部經濟理論的學者，7月13日，趙弘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專訪，他試圖運用總部經濟理論，來定位京津冀關系。
京津冀緣何“落后”
《瞭望東方周刊》:京津冀都市圈或環渤海經濟圈，提法已出現十多年，是中國最早提出經濟圈或城市群概念的區域。另外，這一區域的許多資源都是中國首屈一指的，但經濟發展速度實際上比珠三角、長三角要慢，據你分析是因為什么？
趙弘:第一，政策原因很重要，20世紀80年代珠三角崛起，90年代浦東崛起，國家都給了一些優惠政策，環渤海區域的政策沒有落實在空間上。環渤海沒有劃定一個區域，來作為帶動整體發展的經濟啟動點。
第二，環渤海區域觀念創新不夠，理論創新不夠，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作為北方內陸城市，互相看到競爭一面多，看到合作的一面少，政府之間的競爭，與發展經濟的策略，基本上停留在爭項目、爭投資上。核心問題，就是這個區域里，沒有明確城市間的功能分工與定位。
現實的情況是，北京既想做企業總部，想發展高端服務業，又舍不得放棄普通制造業這塊，北京和天津之間，北京、天津與周邊中小城市之間，城市功能定位不明確，分工不清晰，產業雷同現象嚴重。
第三，在環渤海區域，國有經濟成分比較高，市場化程度不夠。無論是北京還是天津，都是國有經濟布局較多的地方，各地的經濟結構小而全、大而全，不注重企業之間的分工，市場機制沒有形成，難以形成優勢產業群。
《瞭望東方周刊》:環渤海區域成為國家發展戰略中新的增長極的目標能實現嗎？
趙弘:我個人認為，目前京津冀都市圈，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這個目標能實現，而且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按照梯次發展理論，中國東部從南到北，20世紀80年代珠三角實現崛起，20世紀90年代長三角實現崛起，21世紀初期實現環渤海或京津冀崛起，拉動整個北方經濟的發展，這是自然而然的事，也和國家的戰略考慮相吻合。
京津冀各具優勢
《瞭望東方周刊》:你能具體分析北京、天津與河北三地之間各自的優勢嗎？
趙弘:按照總部經濟理論，擁有戰略資源的地區將成為企業總部的聚集區域，而擁有常規資源的區域將成為生產基地所在地，戰略資源往往指優秀人才、軟環境、信息等等，而常規資源則是指普通勞力、土地、能源等，京津冀恰好能實現這種分工合作。北京是三地之間戰略資源最為集中的區域，天津也具備一定的戰略資源，而河北以常規資源見長。優勢差異還是很明顯的。
北京是三省市中擁有高端的戰略資源最多的一方，比如全國三分之一的中高級人才從北京走出，北京是全國政治中心，擁有強大的政府資源;北京高端服務業很發達;是中國科技與文化中心，研發力量強大;擁有比較完備的基礎設施和較高消費水準的人群，等等，從這個角度來說，北京是三地之間擁有高端戰略資源最多的城市。
天津擁有天津港、保稅區，是中國北方最重要的港口，擁有物流優勢;天津近代以來工商業發達，所以在各個層次的制造業方面，也具有很強的優勢，天津擁有大批的產業工人，可以提供優秀的勞動力;另外，天津還具備部分高端的服務業資源。
河北則更多的具備常規資源，比如廉價的勞動力，相對寬裕的土地儲備，各種礦產與能源資源等等。
角色差異很重要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京津冀三地應該各扮演什么角色？
趙弘:總體而言，三地要實現產業分工和功能分工，實現合作共贏。
北京應該是企業總部的主要聚集地。北京要做到:總部聚集，科技發達，服務業集中，國際化程度高，要發揮在這個區域當中的龍頭地位，更多的是把資源輻射到周邊去。之所以認定北京是企業總部的主要聚集地，是因為北京擁有的戰略高端資源，是包括天津在內的其他城市所無法比擬的。
天津則要發揮臨海和港口優勢，主力發展先進物流業和先進制造業，以及相應的服務業。在一些優勢產業和優勢區域，也可以發展總部經濟。但其物流業和制造業的發展優勢，是北京所無法具備的，所以要和北京形成差異定位。
京津之外的周邊河北省中小城市，則需要形成特色產業，特別是特色制造業，作為這兩大城市的廣闊的制造腹地，要甘于從制造業做起。
按照這種發展思路，北京將是企業總部的聚集地，產業結構應以為總部經濟服務的高端服務業為主，如金融、法律、研發、財務、資訊、廣告傳媒、策劃等等行業；天津將是部分企業總部的聚集地，也是三地的物流業和制造業高地;而河北的功能定位則以生產基地為主，并逐漸形成自己的優勢。
《瞭望東方周刊》:按照總部經濟理論的思路，區域之間分工合作，達到共贏，有這方面成功的例子嗎？
趙弘:其實珠三角、長三角在20世紀最后20年里快速崛起，就是很好的成功例子。
以珠三角為例，珠三角的實際龍頭是香港。香港是亞洲重要經濟中心，有800多家跨國公司的亞太總部、地區總部，有2000多家跨國公司設立的辦事處、事務所、代表處，香港人才、信息等戰略資源十分豐富;而珠三角能吸引全國各地廉價勞動力、土地資源比香港豐富，國門一開，就形成了這樣一種互補的區域經濟結構。
長三角也是如此，上海聚集了許多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上海與江浙一帶的經濟鏈結構非常緊密。另外，浙江、江蘇等地的民營、集體企業獲得發展之后，總部就往上海遷移，光溫州一地就有300多家。至于將企業需要戰略資源的重要部門，如研發部門、貿易部門放在上海的江浙民營企業，就更多了。
《瞭望東方周刊》:擔當生產基地功能的城市，是否注定一輩子做配角呢？
趙弘:總部與生產基地之間的分工，主要還是依靠市場形成的。誰的戰略資源越多，誰就更適合做區域總部。如果通過行政力量將企業總部或生產基地留在并不適合擔當此任的區域，那該區域和該企業，都會相對效率低下。珠三角和長三角之所以能迅速崛起，與其市場化程度高是分不開的。
另外，生產基地這個角色，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比如珠三角，在改革開放初期，無論是深圳還是廣州，與香港相比，無疑都只是配角。但隨著珠三角產業群迅速崛起，產業鏈的不斷擴展和深化，深圳和廣州兩地，也逐漸具備了成為總部的條件。而珠三角的經濟腹地也正在擴展，整個廣東內陸甚至泛珠三角的幾個省區市，都可以成為傳統珠三角的生產基地。
同樣，如果京津冀地區的一些中小城市，甘做配角，甘于從制造業做起，當京津冀地區整體崛起之后，他們也會具備發展總部經濟的條件。
政府首先應該有所不為
《瞭望東方周刊》: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京津冀互動在加強，但還比不上長三角和珠三角，你覺得從政府層面來講，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趙弘:我個人認為，政府首先應該是有所不為，然后才是有所為。
之所以先要強調有所不為，是因為北方地區國有經濟比重高，政府往往會過度干預。在計劃經濟時代常常表現為搶項目，搶資金，但在市場經濟時代，政府應該做到有所不為，要讓無形之手多起作用。比如，對北京來說，一般的制造業就不要為，要有這個魄力和胸懷，轉移放棄;像河北這些中小城市，不要盲目求全，有些企業希望把總部放到北京、天津，地方政府也不要阻攔。
有所為，就是政府要做應該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公共服務，政府機關要多一些商氣，少一些官氣，降低北京等地的商務成本。
還要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硬環境建設，建設大交通體系，使得京津冀之間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暢通無阻。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