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海新區開發決策始末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朱國棟/天津、北京報道
濱海新區管委會每年的“發展報告”,幾乎都有與浦東新區經濟發展比較的部分
6月24日，廣東商人劉飛第一次到天津。他發現三星以上的賓館房間都是爆滿。他很納悶，這么熱的天，天津也不是旅游城市，賓館
生意怎么這么好？
6月27日，劉飛買了一份《參考消息》，頭版頭條的消息讓他吃了一驚:亞歐財長會議在天津濱海新區召開。這是劉飛第一次聽說“濱海新區”。
6月28日，劉飛買了一份報紙，他看到了溫家寶總理在天津視察時的講話，其中一段是“加快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是環渤海區域及全國發展戰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這步棋，不僅對天津的長遠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實施全國總體發展戰略部署、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宏偉目標，都具有重大意義。”
這位頗顯精干的年輕商人，在賓館走廊用十分不解的語氣問記者，“我也算是個關心時事的人，一個進入國家發展戰略的新區，怎么從沒聽說過？”
正當劉飛表達自己的疑惑時，滬深兩地股市上，6月28日之后的數天里，盡管股市整體低迷，但天津板塊股票經常領漲，有幾天甚至全面飄紅，漲幅高達5％以上。正是這段日子里，天津正在迎來一個新轉機，這個新轉機，也許將決定天津未來的命運、環渤海經濟圈的前途，甚至某種程度上會改變中國北方經濟的布局。
也許劉飛更不知道的是，天津，這座20世紀上半葉東北亞最大的工商業城市的命運，在1986年之后的20年時間里，就一直與其東部的一片鹽堿地相連，這片鹽堿地，后來被叫作濱海新區。
1986年的良機
濱海新區在許多人眼里，可能還是個陌生的名詞，但對于天津人來說，她是一塊寄托了重大希望與夢想的熱土。事實上，早在1986年，天津就曾有一次質變性大跨越的機會。
1984年，天津開發區成為中國第一批國家級開發區之后，兩年里吸引了幾十家企業在這里辦廠。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鄧小平同志在天津視察，其中一個講話在天津廣為流傳:“你們在港口和城市之間有這么多荒地，這是個很大的優勢，我看你們潛力很大，可以膽子大點，發展快點。”
他還談道，“對外開放還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問題。天津開發區很好嘛，已經創出了牌子，投資環境有所改善,外國人到這里投資就比較放心了。 ”
鄧小平說，
“你們這里有些基礎設施比上海好，有些事情辦起來可能容易些。”“你們準備向外國借一百億美元，有沒有對象？可以多找一些國家。人家借給我們錢都不怕，我們怕什么？我向來不怕。十年時間，有一兩個地方，借百把億美元，只要講效益，有什么危險？兩百億也沒有什么了不起！”
鄧小平還欣然題詞——“開發區大有希望。”
正如北方網一位自稱在北京工作、十分關心家鄉建設的網友在論壇上所說，“小平同志對一個地方的改革開放工作，發出如此殷切勉勵之語，通讀鄧小平文選三卷，只在他考察深圳特區、確定上海浦東地位以及南方講話時才有過。早在1986年，小平同志就對天津抱如此大的期望，為何當時天津沒有趁勢而上、造成特區，與深圳珠海，一南一北，遙相呼應，齊頭并進呢？”
這位名為“津門漢子”的網友的疑問與痛惜，其實頗能代表一部分天津人的心聲。類似的疑問，在天津經常可以聽到。天津當地政界、學界，也曾有過為何沒抓住機遇的多種猜測和解釋，但始終沒有一個權威的聲音。惟一可以確定的是，失去了那次機遇后，天津改革開放的步伐落后了好幾年。1979年—1992年，天津的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5％，這個速度低于全國的9.5％的平均水平，甚至連一些內陸省份都不如。
正如這位“津門漢子”所言，“同是1986年，2000公里之外的深圳，正創造著深圳神話，每年的經濟增長率超過30％，幾乎是天津的5倍；1500公里之外的溫州，農民采購員們正在忙著組織向全國販銷服裝、皮鞋，努力完成第一筆原始積累。”
“同是1986年，1000公里之外的漢城，正忙碌地準備著奧運會，這個在20世紀30年代遠不如天津的韓國首都，正即將完成基本現代化;2000公里之外的東京，則處于日本經濟神話的最高峰。東北亞的競爭對手，早已把曾是東北亞最大工商城市的天津甩在了后面……”
1986年之后的天津，仍然延續著舊有的經濟增長軌道緩緩前行，逐漸為后來居上者超過，直到1994年濱海新區成立。這8年，是中國東部發展最快的時期。
濱海新區的工業已超過浦東
21世紀90年代初，浦東依托國家發展戰略，開始了突飛猛進。
而濱海新區的成立，也是在這一時期。邢春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濱海新區的設想，大概形成在1993年底，當時市委市政府考慮到天津開發區已具有一定規模，而天津東部漢沽、塘沽和大港一帶，本身就有一些民族工業基礎，加上天津港和保稅區的物流優勢，所以最后在1994年，在上述六個地方，劃出了35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濱海新區開發用地，比浦東新區面積要小一些。”
根據邢春生和閻金明等人的回憶，濱海新區成立后，天津曾希望中央能讓濱海新區也享受浦東新區的政策與待遇，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呼聲都比較高，但最終這個目標沒有實現。
1994年3月，天津市委、市政府正式做出了發展濱海新區的決定。它被定義為“將成為中國北方最有增長力的經濟重心和高度開放的標志性區域”。當時對濱海新區基本建成的指標，主要定為兩個，一個是GDP達到天津的40％，二是外貿達到天津的50％。
事實上，這個目標提前1年，也就是在2003年獲得了實現。1994年，濱海新區生產總值為112.36億元，到2005年可望達到1490億元，年均遞增20.3％。濱海新區生產總值和外貿出口將分別占天津市的43.7％和65.6％。而2005年的天津濱海新區，也早已“擴容”，面積已由原來重點建設的350平方公里，擴大到2270平方公里。
根據2004年的數據，浦東新區的生產總值在1790億元，濱海新區是其70％以上;浦東新區實際利用外資23.78億美元，濱海新區是其70％以上。而2005年1－4月的工業數據更是意味深長：1至4月份工業總產值為濱海新區1147.22億元，同比增34.9％，浦東新區1139.49億元同比增5.2％；一季度工業增加值，濱海新區為235.83億元，同比增21.1％
，浦東新區為202.4億元，同比增6.2％。也就是說，在2005年初，濱海新區的工業產值已超過浦東。
事實上，盡管20世紀90年代初，天津濱海新區要求享受浦東政策的要求沒有被滿足，但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學界，都希望天津濱海新區最終能進入國家決策視野，作為環渤海區域的經濟發動機。這種信念隨著天津濱海新區自身的發展壯大而增強。從1997年始，新區管委會主編每年的“發展報告”，幾乎都有“濱海新區與浦東新區經濟發展比較”的部分。個中目的，不言自明。
邢春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天津，幾乎有一個慣例，中央哪個重要領導到天津來視察工作，市里總會請他們到濱海新區看看，到過濱海新區的國家領導人，都對濱海新區的建設給予充分肯定。”
2004年前后，天津終于迎來了新轉機。
政協推手
天津濱海新區能最終進入國家決策視野，與在津全國政協委員的多次提案，以及全國政協的重視分不開。
2004年3月，出席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的52名在津全國政協委員聯名向大會遞交了《關于請國務院批準天津濱海新區整體發展規劃的建議》的提案。
這份提案在介紹了濱海新區取得的成績后，提到了濱海新區的各種優勢:“地處世界經濟最具活力的東北亞地區的中心地帶，海、陸、空立體交通網絡發達，擁有‘三北’遼闊的輻射空間、躋身世界20強的深水大港和大量可供開發的灘涂荒地，油氣資源豐富，工業基礎雄厚，產業聚集和傳遞效應明顯，體制創新和技術創新能力很強，已經建立起與國際經濟接軌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正在成為科技人才的創業基地。充分發揮這些優勢和潛力，將會更大地帶動和促進天津及周邊地區發展。”
2004年3月7日上午，在該屆政協會議上，來自天津的全國政協委員張大寧作了題為《加快環渤海經濟圈建設
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的發言，在列舉了濱海新區的六大優勢之后，發言認定濱海新區將可以擔當起帶動區域發展重任的角色。
最后，這份發言建議國家對濱海新區給予支持，這也是發言的核心所在，建議支持的內容包括：
1、 請國家發改委幫助修改和完善天津濱海新區整體發展規劃，并納入國家區域總體發展規劃之中。建議國務院批準天津濱海新區發展規劃，授權天津市組織實施。
2、
天津濱海新區農用土地由于受海水浸滯和春旱夏澇的影響，土壤大量積鹽滯化，土質下降嚴重，農作物產量低，效益差;加之長期污水灌溉，重金屬等有害物質在土壤中逐年積累，造成農作物中有害物質增加。鑒于此，建議國務院對天津濱海新區內的農用土地重新進行測定評估，批準變更為建設用地，授權天津市政府組織實施。
3、
濱海新區經濟結構以第二產業為主，約占70％，增值稅、所得稅的比重很高，新區留用比例較低。建議國務院以濱海新區2002年上解中央財政的稅收為基數，新增部分留在新區，授權天津市政府統籌使用。
4、建議國家批準在天津濱海新區辟建符合國際慣例又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區。
天津的提案引起了全國政協的高度重視。2004年4月，在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陳邦柱的帶領下，政協組成考察團，先后兩次就天津濱海新區發展進行專題調研，最后形成了《關于進一步發揮天津濱海新區在振興環渤海區域經濟中的作用》的報告，建議中央政府在規劃審批、項目審批、土地利用、財政稅收、自由貿易區建設等方面，給予天津濱海新區更靈活、更優惠的政策扶持，帶動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
這份報告最后被列為2004年全國政協的10項重點調研成果的第2位，2004年11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這份報告上批示:“規劃和建設好天津濱海新區，不僅關系天津的長遠發展，而且對于振興環渤海區域經濟有著重要作用。”
2005年3月，在全國人大十屆三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天津代表團的一番話，更讓天津代表對濱海新區的前途信心百倍。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管委會主任皮黔生回憶:說起自己的批示，溫家寶總理說，第一，“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第二句話，“國家是準備做一點兒事的”。
自此，天津濱海新區的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終于有了雛形。
高調的綱要
在溫總理批示之后，受濱海新區管委會委托，一個包括國家發改委、中國社科院、南開大學以及天津發改委的20多名專家組成的“天津市濱海新區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正式組建。組長是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
課題組成員季任鈞教授是位老資格的區域經濟學家,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實際上南開大學對天津東部,也就是現在的濱海新區一帶的關注,已有20年。”
季任鈞說，“后來天津市原則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就是以這個課題研究為基礎的。”但他同時承認，由于當時形勢還不明朗，該報告的內容，主要還是立足天津的，對渤海灣和北方經濟影響這一塊，沒有溫家寶總理提得那么高。”
2005年3月27日，課題組起草的報告及準備材料在專家委員會審議通過以后，上交到天津市委、市政府，此后通過不同渠道上交到國家發改委和國務院。
5月15日，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和副主任劉江、張國寶帶領13個司局的負責人深入濱海新區進行調研，并對正在制定中的《天津濱海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了14個方面的38條意見。一個省市級新區的規劃，引得國家發改委主任親自帶隊參加，這在中國規劃史上還不多。
6月初，天津市委市政府原則《綱要》，只等國家最后確認。根據《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拿到的這份綱要文件來看，濱海新區已和上個世紀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東相提并論。無疑，這個綱要只要得到國家正式通過，濱海新區的地位就正式得到確認。
另外，天津市發改委向國家發改委的匯報材料中則寫道:“建議國務院像當年規劃和建設深圳特區、浦東新區一樣,規劃和建設濱海新區,并給予相應的政策扶持。”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多方了解到，這些政策與在津全國政協委員在2004年的提案所要求的四點，有較大區別，這些政策主要是:批準天津濱海新區為國家級新區，對新區規劃內的建設項目授權天津自行審批;批準濱海新區調整土地使用規劃;批準天津濱海新區列為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增加對濱海新區的財政和稅收支持等。
溫總理考察
6月24日－6月2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帶著國務院15個部委負責人，來到天津考察，重點就在濱海新區。
6月27日，新華社發出的通稿說，“溫家寶指出，加快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是環渤海區域及全國發展戰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這步棋，不僅對天津的長遠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實施全國總體發展戰略部署、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宏偉目標，都具有重大意義。”
作為陪同采訪的記者之一，人民日報記者吳杰的印象是，溫家寶總理在考察濱海新區時，多次提到浦東新區。他的發表在《人民日報·華東新聞》的題為《濱海新區欲做“北方浦東”》一文中寫道：
“第一次，溫總理抵達天津濱海新區，就來到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翠亨社區兩戶居民家中了解區情，把天津濱海新區與浦東新區作比較。開發區一位負責同志介紹說，這里相當于浦東的‘金橋’，再加以其他說明，總理表示:大體清楚了。”
“25日晚，總理聽取濱海新區工作匯報，提及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三著力’、‘四結合’，著力轉變政府職能，‘國家改革的一個方向，就是政府的自身改革’，‘浦東，沒有一個給錢的政策’。”
“在考察結束前26日下午的重要講話中，溫總理又兩次提到浦東。他說：進一步開發建設濱海新區，既不同于上世紀80年代深圳的改革開放，也不同于90年代浦東的開發建設。現在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發展環境和條件有很大不同。這就要求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必須與時俱進，用新思路破解難題，用新舉措開拓前進。世界上一些國家在開放開發海濱區域方面有不少成功的做法。我國深圳、浦東在開發建設中也積累了許多有益經驗，溫總理要求天津結合自己的實際加以學習和借鑒。”
溫家寶說，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加快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和建設。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了解到，在溫家寶考察期間，國家15個部委的負責人還分別與天津市對口委辦局負責人就濱海新區規劃發展的內容，進行交流，并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
7月6日，天津市發改委辦公室許主任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現在發改委上下所有人，都在根據溫家寶總理的重要講話的要求，修改《綱要》內容，連雙休日都在抓這個工作。發改委修改一點內容，就向市政府匯報一點。”
為什么是濱海新區
環渤海區域和珠三角、長三角相比，區域之間的經濟協作聯系遠不如后兩者，區域之間的競爭態勢，在長時間內壓過了合作。環渤海區域有實力成為增長極的，就包括北京、天津、大連和青島等。
那國家為何選定濱海新區呢？
閻金明認為，這和濱海新區自身發展建設速度較快及天津市委市政府十多年的積極爭取分不開。
事實上，早在天津濱海新區成立初，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時任天津市市長的張立昌就提出，天津濱海新區是天津發展的制勝一招。
季任鈞更多考慮到了中央決策的大背景，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中國，人們普遍接受的區域經濟差距是東西差距，也就是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內陸地區的發展差距。但事實上，還有一個差距值得重視，那就是南北差距。按照國家發展的戰略部署，80年代看珠三角，90年代看長三角，21世紀初期看環渤海，這其實是順理成章的事。但環渤海乃至整個北方經濟的振興，需要一個啟動點，需要靠這個啟動點帶動與輻射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在國家確實有這方面的考慮，才使得濱海新區有進入國家戰略部署的可能。”
溫家寶總理指出的濱海新區具備的優勢有:“良好的區位環境、比較豐富的資源、較為完善的交通網絡、比較雄厚的產業基礎、有力的技術和智力支撐。”
機會終于垂青于濱海新區。
《濱海新區規劃綱要》（天津原則通過稿）
《綱要》包括8個部分，28個章節。
對濱海新區的定位為立足天津，服務環渤海，輻射“三北”，面向東北亞的現代化制造研發基地、中國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成為天津現代化國際港口大都市的標志區和生態宜居海濱新城。
《綱要》第四部分明確了新區的空間和產業布局。新區總體空間布局為“T”型結構：沿京津塘高速公路和海河建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軸”，沿海岸線和海濱大道建設“海洋經濟發展帶”。在“軸”、“帶”的交匯處，建設國際港口大都市標志區和生態宜居的海濱新城，構成濱海新區的核心區。同時，要加快建設和形成七個產業功能區，即高新技術產業區、現代冶金產業區、空港物流加工區、海洋產業及循環經濟示范區、海港物流區、化學工業區和休閑旅游區。
天津的兩次“八年沉淪”
第一個八年:1958年2月，天津市與河北省合并，天津市成為河北省省會，直到1967年1月又成為中央直轄市，在近九年時間里，天津市不但沒有得到什么國家重點項目，反而將原本在天津市的廠礦企業向河北省其他地區分流，這9年里，天津幾乎沒有得到什么發展；
第二個八年: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天津也損失慘重。至少有60％的市內建筑遭破壞，按當時的物價水平，天津市的經濟損失就達到60億元，但由于當時主要受害區是唐山，所以得到的救援資金和物資遠遠少于唐山，地震之后的8年時間里，恢復災民的生產生活成為天津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