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
“農業部等部門下發通知：村干部在任離任將受經濟責任審計”(《新京報》8月1日)。俗話說：“別把村長不當干部”，這個通知反映上級組織對村干部終于有了“官”念，要把村干部當“官”管了。這是一個監督觀念的進步，相信廣大農民也一定是拍手稱好。
有關村干部經濟犯罪的新聞已屢見不鮮，這
些蛀蟲不僅變賣土地，連救災款和扶貧款都敢吃光、用光。這些專橫跋扈的土霸王之所以不斷出現，關鍵正在于在實際工作中，村干部只是上一級部門的辦事“工具”，并沒有把他們當“官”看，因而疏于管理和監督在所難免。這個通知樹立了村干部也是“官”的觀念，將村干部的管理和監督納入整個干部管理和監督體系中，有望改變村干部權利真空的局面。
可老百姓們對“審計從村官抓起”恐怕有著更高的期望，土霸王們畢竟身處中國權力體系的最末端，只是蝦兵蟹將、蒼蠅一個級別的，危害更大的還是更高級的老虎等猛獸，抓個蒼蠅能解氣，可如果能既打蒼蠅也打老虎、抓小不放大——審計制度在全國各級別干部上推廣應用——老百姓就更滿意了。
然而我擔心連蒼蠅也不好逮，關鍵在于操作上會有很多問題：由哪級審計人員來對他們審計？沒說。通知只是“要求各級農村經營管理部門和監察機關、糾風辦做好村干部任期和離任經濟責任專項審計工作”，我猜想應該是由縣、鄉鎮等級別的部門執行，這樣一來，難免出現爹爹審兒子的情況，走過場了事。畢竟天高皇帝遠，縣里及鄉鎮干部下去嘴上抹點油，加上沾親帶故更容易和稀泥。農村干部的賬說好查也好查，得有屁股干凈的上級來坐鎮，群眾監督到位。此外，每個村干部都需要審計，那個人力、財力和時間的耗費誰能承受？這個成本會不會攤派到農民頭上，變相增加他們的負擔呢？
最關鍵的是，審出問題又能怎樣？到底能不能落到實處呢，還是一個問號。《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早已明確規定，“涉及財務的事項至少要每3個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監督。”但實際上，有些村長期不公布財務，即使一年公布一兩次，也大而化之，不全面，不真實，不規范，可就是拿它沒辦法。連國家審計署署長李金華都對在“審計風暴”的激流勁風里巋然不動的某些部門無可奈何，角色尷尬、定位模糊的村干部就更難處理了。
所以這個通知的具體效用如何，還得走著瞧，借用本山董事長的名言：“別看廣告，看療效！”
新時期“血統論”反攻倒算
在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這條新聞無疑會狠狠地灼疼不少老百姓的敏感神經：“調查顯示，家庭背景決定子女就業，背景越好工作起薪越高”
(《中國青年報》8月1日)，看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孩子會打洞”的民諺畢竟是老祖宗的智慧結晶，還是有道理的。再看看“大學生對薪水要求越來越低，稱600元起薪可以接受”(新華社8月1日電)的新聞，這些大學生應該不屬于那些家庭背景好的分類吧？
父母學歷高、職業好，讓子女在教育和就業上更有利，家長們甚至可以“直接通過關系和權力決定子女的就業”，這說明不同階層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結果也不均等。專家把這種現象稱之為“代際傳遞效益”，但我卻因此想起了文革中遇羅克曾批駁過的、當時盛行的以“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為代表的“血統論”(雖然兩者并不類同)。中國始終都是個關系社會，這是很難扭轉的，因此民間才流傳這樣的諺語：“人際關系是第一生產力”，“有關系，就沒關系；沒關系，就有關系”這類牢騷怪話盛行更是殘酷現實的反映。
雖然讓人惡心，可還是得面對現實自力更生：怨天尤人只會對自己更為不公，“人生來平等”只是個理想而已，不要指望別人來改變自己的處境，正如《國際歌》所說：“沒有什么神仙、皇帝，一切只能靠自己”，雖然這很難。窮人的小孩能做的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社會上看不起出身是窮人的人是不會太多的，但看不起不努力的人卻不少。
不過這樣說也只是窮人的阿Q精神勝利法聊以自慰而已，靠自己的想法絕對值得提倡,但這種新時期的“血統論”作為一種社會普遍現象存在則實在是民族的悲哀!這種現象的蔓延甚至可能導致一種等級劃分的惡性循環：現代的富家子弟并不代表是紈绔子弟，起步他們就遙遙領先于窮人子弟，而只要他們再稍微努力一點更能把俺們遠遠拋離了；更可怕的是，有很多行業的高級職位只對“權力與關系”開放，而有“知識和能力”的窮人子弟卻只能從事較低檔次的工作崗位。出身階層不同的畢業生們在個人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機遇上，失去了基本的公平與平等，長此以往，原來封建社會的等級劃分不是就死灰復燃了嗎？！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