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國際調查清楚地顯示出，世界正在更加信任中國，并且超過了其他大國。對于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大國來說，國際信任正在成為中國自信地承擔起國際義務和責任，并且應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重要動力。
●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正在從物質和精神上找回曾
經失去的自信。物質財富的增長為建設小康社會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且通過經濟把中國與整個世界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使中國在自身經濟條件改善的同時也為世界各國福利的改善作出了貢獻。
●一個自信的國家更應該是一個理性的國家，理性可以避免自信滑向自負的泥淖。對于中國這個走在發展和轉軌復式軌道上的大國來說，如何建構起民族－國家理性更為重要，這是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必然方向。
第九屆《財富》全球論壇在北京的舉行，其意義不僅在于會議聚集了世界500強中的多數企業代表，更在于它通過一種商業運作平臺向世界展現了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大國的國家形象。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內的多位重要官員都以不同的形式參與了論壇，并以國際社會更熟悉的方式闡述了中國政府在許多重要問題上的意見，無疑豐富了中國國家形象的內涵。
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在發生著實質性的轉變。一方面，中國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成為大國，并且正在為全球經濟的增長和安全穩定作出積極的貢獻；另一方面，來自國際，尤其是某些發達國家對中國發展前景的懷疑，甚至惡意的攻擊正在被震驚和善意的建議所替代。1990年代，我們聽到了布朗提出的“誰來養活中國”的質疑，看到了托馬斯·羅斯基用貌似科學的方法計算出來的“中國GDP負增長”的結論，甚至在具有國際聲譽的《外交》雜志上還刊登了“中國重要嗎？”這樣的文章，“認真地”提出中國與全球沒有關系。21世紀初期，我們還看到了“中國垮掉論”、“中國威脅論”等巫師般的預言。遺憾的是，這些判斷和結論都在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充滿希望的民族氣質下破產了。現在，我們聽到的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模式”的贊揚，看到的是對“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成功借鑒的期許。而一些國際調查也清楚地顯示出，世界正在更加信任中國，并且超過了其他大國。對于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大國來說，國際信任正在成為中國自信地承擔起國際義務和責任，并且應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重要動力。
近代以來，中國陷入了一個世紀的屈辱和沉淪之中。當年的漢唐風采在殖民者的船堅炮利之下漸行漸遠，曾經的自信也隨著中央帝國的結束以及戰爭的屢次失敗埋藏在心底。經過革命的成功以及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的經濟高速持續增長，中國正在從物質和精神雙重層面上找回自信。對于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來說，這種雙重自信是極為重要的。物質財富的增長不僅提高了龐大人口的生活質量，有力地減少了貧困現象，為建設小康社會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且通過經濟把中國與整個世界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使中國在自身經濟條件改善的同時也為世界各國福利的改善作出了貢獻。據統計，2004年中國約占世界4％的GDP，對世界經濟的增長作出10％的貢獻；以約占世界6％的外貿額，為世界貿易的增長作出了12％的貢獻。必須強調的是，從中國經濟增長中得到實惠的不僅有國際資本，還有各國的消費者。中國旺盛的市場需求維持了世界經濟的繁榮，價優的產品滿足了各國消費者的需要。據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預測，今后10年，中國的消費額很可能會每年遞增18％，不出10年，“中國消費者將很可能取代美國消費者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頭號發動機”。
精神的自信除了得到物質力量的支持外，還來自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以及每一個中國人在不斷擴大的交流中對自身的不斷認識。中國文化推崇和平、共存、寬容、道義等等。這些價值是有力地約束一個崛起的大國雄心變為貪婪的內在因素。通暢的信息流通，頻繁的國際往來使個人認知與國家形象更直接地聯系在一起，他們在認識世界的同時也能更清醒地反思自我，意識到自身行為與國家利益的有機聯系，從而在生活交往中切實實踐文化的核心價值。只有在交流和反思中才能建立起健康的國民和國家心態。
一個自信的國家更應該是一個理性的國家，理性可以避免自信滑向自負的泥淖。綜觀現代國家興衰史，崛起的國家之所以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害怕和恐懼正是因為它們會為了改變國際規則而非理性地使用權力，甚至戰爭暴力。對于中國這個走在發展和轉軌復式軌道上的大國來說，如何建構起民族－國家理性更為重要，這是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必然方向。
民族－國家是現代國家的一般形式，民族－國家理性有三個層次的含義：首先，它是組成這個國家的民族的理性。民族主義作為近代以來形成的認同和熱愛本民族的情感和價值既可以成為凝聚民族力量、激發愛國熱情的建設性力量，也會成為歧視和誤解其他民族的元兇。民族理性就是要發揮民族主義的建設性作用，限制其導致偏見的一面。一個理性的民族就是一個在與其他民族交往過程中，懂得尊重其他民族并用合適的方式維護民族尊嚴的民族；其次，它是壟斷暴力工具的國家的理性。現代國家，對內，應該建立起一系列現代制度來實現國家意志，完成社會交付的國家職能，理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對外，要懂得如何在國際交往中避免使用暴力工具，用非暴力的手段實現自我意志，維護民族國家利益。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相互依存的加深和利益關系的復雜化更要求國家理性的增強。一些大國對“軟實力”的強調體現了國家理性的變革方向；最后，它是社會以及社會關系的理性化。理性的社會是避免國家行為走向極端的根本力量。理性的社會是一個具有公民精神的社會，它能夠通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以及積極的社會政治參與限制國家權力的濫用，制約個人和組織的非理性行為。社會關系的理性化實質是社會關系的和諧與包容，這會大大減少了把國內問題推卸給外來者或國際社會的可能。
我們正在成為一個自信的民族－國家，但距離理性的民族－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需要我們在認真對待國際輿論和國際反應的同時，堅定地推動自我的改革；在積極挖掘和弘揚傳統的同時，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向更多國家學習。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中心副研究員 楊雪冬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