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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印尼外交部長馬立克即由卡米爾大使陪同專程飛來香港，與司徒眉生見了面。兩位摯友的處境和往日比，整個翻了個個兒：蘇哈托靠武力罷黜蘇加諾而上臺后，立刻“請逸民、舉隱士”，遭蘇加諾冷遇的馬立克，因禍得福而被重新重用，擔任外交部長；司徒眉生則因受牽連而蝸居澳門，以行商為生
，躲避迫害。
這是他倆自1965年司徒眉生逃離印尼后的第一次見面，久別重逢，兩顆參透了世道人心、生死榮辱的心交融在一起，彼此內心都充滿了尊崇、欣喜以及歉疚的復雜感受。尤其是司徒眉生，對馬立克不以榮辱待己，不
以成敗論人的態度，更是充滿了感激。一陣寒暄之后，馬立克即宣明來意：“我已當選本屆聯合國大會主席。本屆大會最主要的一個議題，就是恢復中國席位問題。”馬立克接著說：“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蘇哈托總統肯定不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議案，但不至于公開反對。所以，我很想了解中國的立場。目前，印中已中斷外交關系多年，溝通起來比較困難。你是我的老朋友，又與中國上層熟悉，如果可能的話，希望你去北京替我捎個口信，表明我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權利的深切關注，征詢一下中國政府對加入聯合國的看法，他們對本屆聯合國大會很有可能出現有利于中國的新情勢如何應對。”聽了馬立克的請求，司徒眉生怔住了，一時不知如何表態。憑借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歷和敏銳的政治嗅覺，他意識到這是一項極重大的任務，自己能不能擔當？有沒有能力擔當？約莫過了幾分鐘，司徒眉生才用一種遲緩的語調答復說：“行吧，我試試看。”
回到澳門，司徒眉生立即把這件事講述給當時擔負中國與澳門聯絡工作的“澳門南光公司”負責人，并請他們協助與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取得聯系，并表示愿為此事去北京向中國領導人當面轉達。
但是，兩天過去了，不見北京方面有任何反應。司徒眉生深知中國當時的形勢，“文化大革命”正處在膠著狀態，狂熱的人們像著了魔似地熱衷于造反和武斗，連周恩來總理本人都處于自身難保的境地。對于本屆聯合國大會極有可能恢復中國席位的前景和所面臨的各種困難，最高決策層肯定無暇顧及。再加上中國領導人當時普遍認為，在蘇哈托當政期間，馬立克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有什么作為。因此，沒有任何準備和打算，一付順其自然的態勢。毛澤東主席甚至說，今年進不了聯合國，就不參加唄。
司徒眉生感到再等下去也不會有結果，無奈之下只好請馬立克先回雅加達。臨別之際，馬立克再次叮囑老朋友：“我9月初去聯合國上任還要路過香港來見你，請你一定再幫助摸摸中國方面的態度。”轉眼到了九月初，馬立克與司徒眉生如約在香港再次碰面。之前，司徒眉生曾通過澳門南光公司再次與北京聯系，仍然沒有得到回音，只好空手來見馬立克。
面對上述情況，馬立克沒說一句話，猶豫片刻，從手提包中取出一份文件遞給司徒眉生，面有難色地說：“關于本屆聯大討論中國加入聯合國的議案，蘇哈托總統已經給我下了訓令。你拿去看看。”
司徒眉生接過文件一看，“訓令”上白紙黑字寫明：要求對阿爾巴尼亞等國提交的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提案投棄權票，對美國的提案投贊成票，即支持美國在聯合國制造“兩個中國”。看完蘇哈托的“訓令”，司徒眉生用拳頭狠狠拍擊沙發的扶手：“這豈不是在逆歷史潮流而動嘛！”
客廳驀然無聲，誰也不說一句。
過了一會兒，馬立克打破沉默說：“我個人始終認為，只有一個中國才能達到亞洲和世界的穩定。可是，蘇哈托的訓令和我的信念相抵觸，我很為難啊！你的看法應該如何辦好呢？”
在沉默中，司徒眉生覺察到事態的嚴重性已經超過了自己原來的估計，不禁為中國能否順利加入聯合國擔憂，更為老朋友的政治命運擔憂。司徒眉生終于開口，道：“你研究過聯大議事規則和主席的職權沒有？有無特別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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