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已經成為困擾中國的一大社會難題。日前，全國人大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厲無畏向記者透露，在即將開幕的２００５年全國兩會上，他將針對于此向全國人大提出自己的建議：積極推進調節收入的社會第三次分配，進一步動用社會力量促進社會和諧、高效發展。
建議為私人捐資
成立基金會大開綠燈
２月２２日，在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厲無畏赴京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前一天，他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在不久前召開的上海兩會上，民生問題便是與會代表關注的焦點，厲無畏代表告訴記者，民生問題也將是他在全國兩會上關注的中心議題。
厲無畏認為，處于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經濟，社會收人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央也意識到收入差距過大對社會帶來的危害，并試圖通過二次分配（即稅收調節和財政轉移支付）來解決公平問題。然而，由于過高的所得稅將會影響效率，降低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同時中央和地方的財力都很有限，財政轉移支付能力還遠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我們應當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推進調節收入的社會第三次分配。
所謂社會第三次分配是從支出上考慮，在一些社會生活領域里如何讓富人多出錢，窮人少出錢，也即實行社會收人的轉移支付，彌補財政轉移支付的不足。厲無畏強調說，由私人捐資建立的各種基金會應該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教育收費為例，有人認為高校收費過高使很多貧困學生上不起大學，所以要降低收費。其實學費高低并非公平的標準，合理的制度應該是富人多出錢，窮人少出錢。美國大學的學費高達幾萬美元，但很多中國學生去讀書時一分錢都沒出，因他們拿到了各種各樣的獎學金。窮學生為什么可以不付費、少付費？因為有富人付出了高學費，有大老板捐贈建立的各種各樣基金（如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等），他們在背后支持著美國高校的正常運轉。
厲無畏坦言，他這次進京，將會為鼓勵富人捐資建立各種基金會“要政策”。他認為，目前我國民營經濟發展迅速，已出現了一批富豪，他們有承擔社會責任，回報社會的意愿。社會也已具有一定的實行轉移支付的條件。
然而，我國目前雖然已經建立了一些社會基金，但大多還是有政府背景，這種辦法對調動民營企業積極性的鼓勵不足，往往還會有攤派之嫌。而且這些基金數量有限，家底有限，能發揮的作用也有限。下一步，應該實施更有效的政策，鼓勵更多的個人和企業捐款組建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
為了鼓勵富人捐資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國際通行的辦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稅，基金可以個人或企業的名字命名，允許設立者對該基金的運行章程有一定的話語權。此外，我們還應該為私人捐資基金會的運作制定完善的法規體系。這種基金一旦建立便成為一種社會所有的財產，由專門的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按照基金章程規定的用途運作，用于資助科學研究、文化、教育等事業。
促進社會和諧、高效發展 中國需要進一步動用社會力量
無獨有偶，在２００２年的全國兩會上，厲無畏也曾就深化改革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在政協全體會議上發言。當時他主要強調的是，如何通過稅收等手段強化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以此達到社會收入的相對均衡。
厲無畏告訴記者，之所以會在三年后強調第三次社會分配的重要性，與其近年來的經濟調研工作有直接關聯。
從去年開始，厲無畏開始關注上海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一系列的調研活動中，厲無畏發現各種社會基金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國外不少文化創業企業在起步時都曾得到過各種基金的支持。而當文化創意產業形成一定規模后，所有的社會公民都可以從中受益，提高自己的文化生活水準。此外文化創意產業還會與傳統工業形成良性互動，制造業與文化創意結合后可能產生高出原來數倍的附加值，使當地的經濟結構和綜合競爭力有所提高。
過去，我們談到民生問題，想的比較多的是如何解決最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幫助所有不太富裕的社會公民過上較高水平的物質、文化生活的能力。社會力量設立的各種基金往往更加靈活、主動，能夠高效率的滲透到文化、教育、科研等各個層面，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
在我國經濟新一輪發展中，應鼓勵更多的個人和企業捐款組建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這既體現了政府的財政支持，也讓個人和企業通過基金樹立起社會責任的形象，改變社會上的仇富心態，有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此外，各種各樣社會基金的建立又有力的支持了社會事業的發展，有助于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充分利用好各種社會力量，可以進一步促進中國社會和諧、高效地發展。（趙剛）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