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三年來，中央十分關注社會公平問題，為解決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的困難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受到群眾歡迎，緩解了一些社會矛盾。目前，一方面是教育規模達到了歷史上最好水平，成績確實很大；但另一方面，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教育人文質量有所下降，教育價值有所失衡，教育行為有所失范，特別是教育公共投資
不足，國民占有教育資源嚴重不平等，教育的公平性問題已成為普遍性問題，實在令人憂慮。
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要求逐步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世紀末達到4％。但這個目標從未達到。較少的投入在配置上也不合理，農村教育投入嚴重不足。
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要求逐步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世紀末達到4％。但這個目標從未達到，1996年還一度跌到2．44％，2003年才占到3．41％，低于世界各國平均水平（5．1％）。教育投資包括國家投資及社會和私人投資兩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國社會和私人投資占到總投資的44％，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這些均與科教興國的國策不相適應。
這一較少投入在配置上又存在不合理。以2002年為例：全年全社會各項教育投資為5800多億元，而占總人口60％以上的農村卻只獲得其中的23％（引自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課題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即便同在農村，城鎮中小學和邊遠貧困地區中小學以及重點與非重點學校之間的差距也很大。
建國后，國家對城市中小學基本建設歷年均有投資，對農村則投資很少。從1983年起，由于先后普及小學教育和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全國各地均動員農民集資解決中小學校舍和危房問題。
以湖南省為例，1994年全省農民集資4．6億元，以后逐年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高達8．85億元，農民承擔了農村中小學校基建的絕大部分資金。1999年，由于農民對此反應強烈，政府采取了措施加以糾正；但隨后又刮起了亂收費風，農村更為嚴重。
此外在政策上，錄取分數線和錄取率不公平問題，本來應該隨同每年大學招生人數的調整和增加，逐年著力加以緩解，但力度仍很不夠。再加上這些年大學收取的學費增長過快，給貧困地區農村學生接受高等教育也帶來困難。
以上這一切，人為地加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并已將激烈的入學競爭和無從禁止的“擇校熱”，由高等教育階段下延到義務教育階段，使全社會公民本應大致公平享受的義務教育權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淪為了家長之間權力和金錢的競爭。
“賣考分”泛濫使公平競爭的升學考試制度遭到破壞，“錢學交易”、“錢權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不能不承認，多年來教育經費不足，解決辦學困難的任務被下放到基層，放任學校和教師在微觀上去“搞活”、“創收”。但“創收”的壓力又轉為“牟利”的動力，使“錢學交易”、“錢權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去年，中央電視臺揭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有人在招生中斂財的報道，引起社會震驚，這并非個別現象，在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由于在教育領域引入市場經濟機制、擴大學校自主權的過程中，對如何維護市場環境中的教育秩序，維護“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維護教育公平的根本價值，均缺乏嚴格的制約和規范，導致教育部門和學校的行為扭曲，集中表現在對公平競爭的升學考試制度的破壞。如相當普遍存在的以錢“買考分”，就進一步加劇了公民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加上教育仍屬緊缺資源，學校之間又尚未形成良性的競爭機制，致使學校不考慮自身條件盲目擴大招生的自利機會主義行為也得不到市場的制約和懲罰。
目前高校招生有幾類降分錄取：一是“定向生”，省屬院校可按規定的錄取線下降20分，收費“行情”不一，少則1．5萬元，有的重點名校高達10萬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從領導到老百姓無人不知的公開秘密。可是這種假定向指標仍一年又一年由省計劃、教育等有關部門鄭重下達，人數可多可少，院校每年為此向有關部門“公關”。二是少數民族班降分錄取，該類畢業生本應定向到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但大多也都是“孔雀往外飛”。三是“二級學院”，各校收費標準不一，大體在3萬元左右，錄取線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專升本”，向專科生收費賣本科資格，一般在1萬元左右。
有的地方讓一些本來的重點完全中學只辦高中，使一批初中學生不得不在該校的“校中校”交高額學費入學，有的地方還規定重點中學招收高額收費生的比例可占40％，全國各地幾乎所有重點中學均紛紛以辦“分校”、“聯合辦學”和“名校帶民校”為名，大量招收高收費生（收費1萬元至1．8萬元）。有些辦得好一點的非重點中學也仿效辦特色班，另收6000元至1萬元。由于名校效應，有的重點中學一個班有七八十人，兩個人坐的位子坐3個人。所收費用一個學校幾十萬元乃至上億元，有的還給教育行政部門提成，同樣均無有效監督。
教育部雖多次嚴禁亂收費，但教育系統內的一些官員，對已泛濫數年的這種“賣考分”行為的嚴重危害卻認識不足，或者聽之任之，或者在處理上軟弱無力，致使教育悖離了機會均等的原則，趨向金錢化。這種狀況使大批貧困的優秀學生不能入學或不能進入與其水平相當的優秀學校，人才的潛在損失難以估計。
教育不平等造成了公民個人技能和勞動力資源上的不平等，使農村和城市貧困群體子女進入社會高層的門檻大大提高了，貧困和富裕階層之間，上下流動的障礙增大了，教育這一最有效的扶貧和提高社會公平性的手段減效了。
有人說，這樣做可以增加教育經費，彌補國家投入的不足，可以發揮名校師資的作用，解決許多問題。但是，有些所謂民辦中學或高等學校，其教育資源明明是國家的資產，民間投資極少甚至沒有投入。作為國家公共資源，不盡力給社會成員提供大致均等的受教育機會，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大致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卻用賣考分、辦分校等手段來解決教育經費的不足，怎么說都是不能容忍的，這是一種典型的反教育行為。如任其發展，將喪失現代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基本道德基礎。
建議通盤研究和解決各種有違教育公平的做法。從義務教育抓起，以三年為期，逐年擴大正規招生，減縮各種非常態招生。
我們呼吁再適當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投資，其中首先是要增加義務教育的投資。
建議在國家預算法中規定，國家每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而且在若干年內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逐步增加至5％～6％，并嚴格規定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恰當比例。
鄧小平同志曾說過：“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這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關鍵在于領導的決心和決策，只要能下最大決心杜絕虛夸之風，減少國家財政不合理又非必要的開支就夠了。
諸如：檔次越來越高的政府辦公樓建設；浪費極大的政績工程；每年數以千億計的公車開支、吃喝玩樂費用和公費觀光費；一些縣市以各種紀念活動為名，花費千萬元新修演出廣場，花費數百萬元舉辦明星演唱會等。這股虛夸、豪華、作秀之風如能剎住，這些錢如能減少2／3，估計教育經費就不止增加兩個百分點。現在老百姓都十分歡迎中央提出的“勤儉辦奧運”的決策，希望能持之以恒，一抓到底。
我們建議通盤研究和解決各種有違教育公平的做法。對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失范行為，應當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一件件加以清理，分清緩急加以糾正。我們以為目前當務之急是要首先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嚴格限制公辦高中收擇校費。有些地方公辦初中，也以“民辦”為名收擇校費，更應完全禁止。重點公辦中學也一樣不能收擇校費。對違規校長經舉報查實后應嚴肅處理。
二是像抓“義務教育達標”一樣，抓好薄弱中小學校的改造、提高工作。現在有些地方對重點中學建設還在不斷升溫，有的還花巨款征地建新校，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而對改造、提高薄弱中小學校的工作，則冷冷清清，進度緩慢。我們應當急基礎教育之所急，迅速調整工作重點，制訂改造、提高薄弱中小學的規劃，并切實付諸實踐。上級政府在考察下級政府教育工作時，亦應以薄弱學校的變化為主。
三是對高校招生中的定向生、少數民族班學生、保送生等政策，以及向專科生收費賣本科資格的執行情況和實效，由教育部并同時委托非教育系統的部門（如國家工程院、科協、發改委等）進行調查，如確實對實現教育的公平性影響太大，或已成為腐敗通道，該政策應予廢止。
四是招生錄取制度應最大限度實行信息的完全公開化。如組織由社會人士、家長等組成的觀察團，全程監察錄取過程等等，以完全杜絕權力和金錢對招生工作的腐蝕。
當然，積習已久，不可能設想所有的問題在一個晚上解決。但第一步從義務教育抓起，以三年為期，逐年擴大正規招生，減縮各種非常態招生，總是可以的吧！
建議設立“大學校長尊嚴獎”，條件只有一個，即能頂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壓力，不招一個不合格的學生！
寫到這里，記起幾年前聽清華大學畢業的長沙清華中學老校長曠壁城說過的一段往事。抗戰時期，清華、北大、南開內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大。到了昆明，既無校舍，又缺錢米，當時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給了很大支持。一天，龍主席來拜訪聯大梅貽琦校長，說他的孩子未考取聯大附中，請求破例收錄。梅校長留龍云吃飯，請潘光旦教務長作陪，要潘派老師晚上去輔導龍的孩子，等明年再考，還要龍主席付家教費。
撫今追昔，今天有錢有勢者的子女，能夠進入好學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們都是考上的么？我們這么多教育工作者，對此是習以為常了，還是覺得汗顏？
建議設立“大學校長尊嚴獎”，條件只有一個，即能頂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壓力，不招一個不合格的學生！如果逐年得獎者能越來越多，則是中國之幸！
湖南省教育廳原副廳長 劉欣森
湖南農業大學原校長 彭干梓
湖南師范大學原黨委副書記 戴海
（湖南省原省長劉正同志對此文做過部分修訂）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