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劣質奶粉”案留下的幾大遺憾至今讓人難忘:一是當地醫療衛生預警機制的遲鈍,在收治多例“重度營養不良綜合征”患者、部分醫院也制定了較為完善的治療方案之后,仍又出現了170多個“大頭娃娃”;二是媒體曝光多次未引起足夠重視,從2003年4月當地媒體首次披露“大頭娃娃”始,當年的6月和年底
,《中國消費者報》和中央電視臺分別報道了阜陽劣質奶粉殘害嬰幼兒事件,但沒有引起重視,直到引起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的關注;三是工商部門查處不力致使傷害延續,在一些經營劣質奶粉的批發市場,當地工商部門曾經多次檢查,但非法經營劣質奶粉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 事后檢討,這些問題自然成了“遺憾”。正是這些遺憾,使得剛來世界沒有多久的小生命夭折。當初如果沒有這些“遺憾”,假奶粉致死嬰兒的惡果完全可以避免。即使到了假奶粉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今天,我們對假奶粉事件進行反思時,仍然可以尋到長期以來“中國式打假”所顯現的奇怪的邏輯:不死人不容易引起足夠的重視。 “引起重視”就要搞“運動式”的專項檢查,因為阜陽奶粉事件,現在全國的奶粉都成了眾矢之的,其它的假貨就可以放心地趁虛而入了。假貨千千萬,這樣“運動式”打假的功效能保持多久?因為打假有了上述邏輯,制假者也就有了相應的“對策”:造假別出人命。市場監管需要隨時睜大警惕的眼睛,假奶粉事件促使我們思考過去打假每個環節出現的問題。如果不改變種種奇怪的打假邏輯,不改變原來的工作方式,誰能擔保假奶粉事件不會重演?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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