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31日，王立軍陪同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考察重慶市公安局。（圖片來源：南都周刊）

2010年4月25日，徐明、趙本山、小沈陽、雷政富等圍觀王立軍的現場書法秀。（圖片來源：南都周刊）

2011年7月21日，王立軍會見司馬南等人。（圖片來源：南都周刊）

2002年1月，時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在公安部2002年春節晚會錄制現場。（圖片來源：南都周刊）

遼寧時期的王立軍。（圖片來源：南都周刊）

    如果說，基于省級公安機關負責人的執法權力而產生的“合法傷害權”，還在王立軍自由裁量范圍內，那么其逾越行政權力而深度介入經濟事務，濫用其在一把手機制下的“自許權力”，則突破了權力的基本底線。

    改革開放以來，將自己的權力濫用到極致的省級公安機關負責人，名叫王立軍。

    任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期間，王立軍大舉擴張警力，上馬多個過億元的項目，大規模“打黑”，轟轟烈烈，卻有失正當；探究其資金來源，既包括財政預算，也包括社會捐贈，乃至區縣“上供”，甚至來自“打黑”中截留的財物。

    人、事、財三項，王立軍一人之下，大權獨攬。他不僅在人事任免上唯我獨尊，而且將吸金能力視為其權力來源之一，在經濟事務上干涉社會至深，在人身權與財產權上雙重施害。如果說，基于省級公安機關負責人的行政權力而產生的“合法傷害權”尚在其自由裁量范圍內，那么逾越其行政權力而更深介入社會經濟事務的行為，濫用其在一把手機制下的“自許權力”，則是畸形權力結構結出的“惡之果”。

    重慶在薄王當政之時，公安權力鋒芒畢露，居間的政法委低調不顯。集中于“一把手”的權力由于自上而非自下，且缺少監督制衡，必然唯上迫下脫韁失控，無序擴張并蠶食盡可能多的資源，客觀上卻綁架政府信用為其背書，踐踏法制，呈現濃重的人治色彩。其傾覆的直接肇因，亦不脫此特征。

    審判過后，王立軍已囚秦城，然其背影浸染山城。如何直面這一“遺產”，化解王立軍及其背后的權力結構痼疾，值得我們長久反思。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