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線城市房價攀升帶來的一個階層的整體擠出效應，不但吹熄了草根階層內心的希望，也會動搖中國城市化根基，中國正在迅速地化石化。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網上調查顯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國一線城市工作的白領，59%有離開的打算，另有11%已展開了離開的行動。

    他們選擇離去的主要原因是：房價太高、消費水平高、難以融入該城市、工作壓力大和競爭激烈。”不少人對這一趨勢表示歡迎。

    他們認為，大城市目前已經不堪重壓，年輕人不宜眼界太高。大學畢業與其在“北上廣”當“蟻族”，不如退居二線城市發展。這也是市場對人力資源的健康調節。

    安邦咨詢高級研究員唐黎明女士，則以動人的感性對此提出質疑：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楊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二三線城市發展快，房價低，工資水平也不錯，建議女性‘蟻族’到那里去發展。楊瀾話音剛落，北京市統計局和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就給了她強有力的支持。

    兩家機構聯袂宣布，1~2月，北京市四環以內期房均價突破3萬元大關，達到每平方米31220元，同時六環以外的房價也首次突破萬元大關，達到每平方米10409元。在冷冰冰的房價火箭面前，陳華偉代表的看法確實不容置疑，而楊瀾委員的溫婉建議更是顯得那么貼心。

    寫到這里，突然想起了春節期間東方衛視的一期節目“阿拉都是上海人”。在那期節目里，作為上海人優秀代表的楊瀾女士動情地談起了自己的外婆在上海的奮斗史。

    當年，為了逃婚，楊瀾的外婆只身從寧波來到了上海，通過縫補衣服白手起家，并在這里生兒育女，讓一個家族慢慢繁衍興盛起來。

    對此，楊瀾無比感慨，她認為，正是因為這個城市慷慨的包容了無數像她外婆這樣的草根階層，給了他們奮斗的機會和希望，上海才有了今天如此迷人的內涵和強大的根基。

    我們相信，無論是作為委員的楊瀾還是作為外孫女的楊瀾，她在鏡頭前的發言其實都是完全真實和誠懇的。如果說她關于城市的這兩番話看起來有什么沖突的話，其實只能說明我們的城市化進程本身可能已經發生了不小的偏差。

    一線城市房價攀升帶來的一個階層的整體擠出效應，不但吹熄了草根階層內心的希望，也會動搖中國城市化進程那看似堅不可摧的根基，因為它把城市化的源頭活水，移民及其社會流動，選擇性的阻斷了。

    恰恰是這一流動趨勢，才是中國過去30年城市化的動力與活力之所在，而京滬商業區那些光鮮亮麗的摩天大樓只不過是脆弱浮華的表象而已。”

    這種情感的質疑，其實一直指我們的經濟理性。“逃離北上廣”的潮流顯示出：中國的未來已經被房價所劫持。

    筆者一貫認為，市場上的高房價會降低城市人口素質、傷害中國的競爭力。應該說，近年來中國的二、三線城市發展迅猛，許多大企業、外資在那里安營扎寨。一線城市的人才向二、三線分流，也屬于正常的市場調節。但是，分流以后，一線城市怎么辦?

    這個問題看似荒唐。明擺著：一線城市的“蟻族”早就人滿為患，怎么分流還會有問題呢?我五六年前寫過一系列文章(收入《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和《怎樣做大國》兩書中)，分析并呼吁中國早點為勞工短缺作準備。當時許多人稱我是在美國住得太久，“不了解中國國情”。現在看看如何?究竟是誰了解“中國國情”呢?

    相對于其他的政治、經濟因素來，只要統計資料周全，人口趨勢相對能夠比較準確地預測。而且，如果說經濟趨勢是條小快艇的話，人口趨勢就是只航空母艦，進入自己的航程后，掉頭非常緩慢。

    如今高考人數每年都在下降，年輕勞動力的供應開始減少已經是個不爭之事實。這種趨勢，早晚會影響到一線的城市。

    首先，我們不妨先看看“北上廣”的性質。

    “北上廣”被稱為“一線城市”。所謂“一線城市”，是指中國的國際性大都市：不僅人口規模最大，其經濟也和世界經濟高度整合。除了“北上廣”外，深圳、天津、重慶等大都市也可勉強算入“一線”之列。

    這些“一線城市”，構成了中國經濟的神經指揮系統，具有非凡的戰略意義。近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的輝煌成就，基于兩大動力：一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一是從“自力更生”式的封閉社會走向與西方所領導的世界秩序的整合。

    中國在這一時期是外資、發達國家的企業“外包”的主要目的地。外貿出口也一直是中國經濟的引擎。這種“外來影響”遍布中國各地。

    特別是沿海地區，哪怕中小城鎮的經濟也瞄準著國際市場。但是，內地和沿海中小城市的經濟，離開了“一線城市”的服務則很難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