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易滋生腐敗的重點領域，中央專門發文制約。

    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及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三份文件規范人事組織關系，防止官位尋租。其中，《黨政領導干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對黨政領導干部的職務任期、連任限制、最高任職年限、任期內保持相對穩定等問題作出規定；《黨政領導干部任職回避暫行規定》則對領導干部任職回避的適用情形、操作程序等作出明確規定；《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工作規定》中硬性要求干部在任期結束后加快流動，防止產生利益結合。

    對于土壤深且厚的“官商勾結”現象，中央亦早有所察。2010年5月7日，中紀委印發了《黨員領導干部違反規定插手干預工程建設領域行為適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若干問題的解釋》，所稱的違反規定插手干預工程建設領域行為，即黨員領導干部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以指定、授意、暗示等方式影響工程建設正常開展或者干擾正常監管、執法活動等。

    2006年9月印發實施的《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則直指近幾年的“裸官”現象。上述規定要求官員報告個人及家庭的具體事項，包括出國移民等。2010年7月，《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重新被修訂，與2006年相比，新規還將房產、投資、配偶子女從業情況列入報告內容，其中第三條明確規定：領導干部應當報告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事項。

    “裸官”現象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中國反腐建設應更關注國際合作。2007年9月13日，旨在履諾《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而成立的國家預防腐敗局，由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馬兼任首位局長，傳達出雙重信息：其一，中國政府直面國內的腐敗現象，并不以“家丑”而遮掩；其二，國際攜手反腐大勢已成，實質性合作日益頻密。

    立法填補反腐空白

    反腐立法一直在不斷加大力度。

    中紀委在十六大工作報告中曾提及，“需要對有的法律法規進行修訂，如對認定和處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規定，作出適當修改。”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1988年1月21 日公布施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被首次規定，該罪將“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或單處沒收其財產的差額部分”。

    這本是為懲戒拒絕交代巨額財產來源的貪腐官員，然因其罪名罰則中有“最多5年有期徒刑”之法定量刑條款，反使多數貪官不愿交代。學界分析，究其原因，在于作為一個獨立罪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比貪污罪和受賄罪責任輕不少。

    案發于2004年的趙洪彥案就因此引發過爭論。趙洪彥是黑龍江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因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最終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5年。爭議焦點是，趙洪彥能查清的受賄金額是85萬余元，卻有298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上述爭論終于在2008年有了結論。這一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進行了第七次修改，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從5年提高到10年。

    為讓貪官交代清楚巨額財產的來源，法律規定了“自首、立功、坦白、退贓”等從輕處罰的法律情節。

    對應《刑法修正案(七)》的規定，2009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了《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四)》,確定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罪名。這項罪名被評價為“在理論上對傳統受賄罪的一次重大突破，在實踐中填補了目前反腐敗制度和法律體系存在的一個空缺”。

    填補法律空白的工作一直在繼續。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增加了有關海外賄賂的條款。4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五)》，將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二款罪名確定為“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

    《反腐敗法》也已被各界屢屢提及并有望進入立法日程。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徐安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議案，建議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對國家工作人員廉潔的基本要求作出硬性規定，如禁止國家工作人員兼任一個以上公職，限制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后在非國有、集體企業的任職，禁止三代以內血親在上下級部門工作等。提出類似建議的還有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監察廳副廳長李利君等人。

    2011年4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死刑緩期執行限制減刑案件審理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意在以“坐實生刑”為減少死刑做鋪墊，但官員腐敗未被納入死緩限制減刑的范圍。

    “三清”理念令人鼓舞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成為中共十七大后的流行語。俗稱“陽光法案”的官員財產申報公開等制度得到輿論熱情關注。

    此次中紀委報告中提及的“三清”理念，“這個理念其實一是我們黨反腐工作中所倡導的內容。與以往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提法一致，而財產公開是踐行此理念的重要一環。”林說。

    十八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主任杜德印認為，十八大報告首提“政治清明”理念，是令人鼓舞的一項內容。與“政治清明”并列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在十八大各代表團分組審議中共中央紀委工作報告時一起成為討論熱點。十八大浙江代表團的代表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響亮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目標、新舉措。

    杜德印表示，應該關注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和因果關系，提高黨和國家預防腐敗能力的建設。“如果做好人更難，那就麻煩了。”杜德印提出，反腐要重視制度建設，同時也要居安思危。在注重加強紀檢監察工作的同時，也要從風氣、文化、環境方面進行治理，不能讓環境的評價規則發生變化，“每個人都應該有責任感，都應該為我黨建設清明的政治而努力，使政治清明、政府清廉、自己清正！”

    在十八大代表、甘肅省委副書記、省長劉偉平看來，此次中紀委報告梳理了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對反腐倡廉建設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新觀點新論斷，總結了“七個必須堅持”的反腐倡廉工作經驗，“對今后五年的紀檢工作提出了八個方面的具體建議，既明確了進一步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的新要求，又突出了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新任務，具有很強的思想性、指導性和可操作性。”

    而在十八大代表、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看來，只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從根源上遏制腐敗。

    “腐敗問題歸根結底還是體制和制度上的問題，在權力過分集中、缺少制衡機制的形勢下，光依靠領導干部的廉潔、清明，很難真正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11月8日下午在陜西省代表團開放討論上談到學習十八大報告時李金華說，只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從根源上遏制腐敗。（張海林 葉雨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