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前所未有地迷戀上了體制內的生活。2012年9月15日，河南三門峽，一處公務員考試考場外的長龍。 （孫猛圖）

　　編者按

　　“人崗匹配”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原則，而人才流動的基本規律是：勞動力總是從價格低的地方流往價格高的地方。

　　一邊是大學生就業難的現實，一邊是“編制內”穩定、有福利保障的誘惑。于是，研究生、本科生爭搶清潔工職位的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

　　哈爾濱市招聘457個清潔工引來1萬余人報名，其中近三千人擁有本科學歷，25人擁有統招碩士研究生學歷。“事業編制”，是此次招聘最大的亮點。

　　“沒有拒絕的勇氣”

　　一家培訓機構甚至針對本次環衛系統招聘推出了基礎精講班，優惠價580元。

　　決定競聘成為一名環衛工人前，佟鵬用了半年的時間證明：自己的本科文憑“根本不值一提”。

　　2012年6月，他從哈爾濱一家三本院校畢業。原以為好歹也是個本科生，找份工不難。一次次失敗卻敲碎了他“僅有的尊嚴”。

　　6個月里佟鵬換了3份工作：在一家化工企業制作大大小小的罐頭；在藥廠做倉庫管理員，守著一屋子五顏六色的藥盒子；在保險公司做文員，“就是跑腿送傳單”。

　　枯燥，朝不保夕，是佟鵬最大的感受，每月不超過1000塊的工資，也讓他覺得“沒有未來”。

　　于是2012年9月，母親興奮地拿著報紙走進屋，把“哈爾濱招事業編制環衛工”的新聞塞到他眼前時，他覺得“好像沒了拒絕的勇氣和力氣”。

　　母親仔細研讀了招聘公告，發現了最為閃光的四個字：“事業編制”。

　　“這就是給政府干活。”母親勸說兒子，“掃大街有啥的，政府不垮，我們不垮。”

　　大學里彈了四年吉他、喜歡重金屬音樂的佟鵬，最終決定聽母親的話。他累了，也想通了：“努力拼搏并不是讓夢想實現，只是讓自己過得好一點。”

　　10月中旬，哈爾濱城管局公布報名結果：457個工勤技能崗位，卻引來1萬余人報名，最終繳費成功的7186人中，擁有本科學歷的2954人，占41.11%；25人擁有統招碩士研究生學歷。

　　南崗區城管局計劃招聘20名清潔員，有721人報名。佟鵬被嚇到了：“要當個清潔工也這么不容易！”

　　哈爾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設立的兩部咨詢熱線，每天都接到近千個咨詢電話。因為報名火爆，招聘單位不得不將報名時間延長一天。

　　一家培訓機構甚至針對本次環衛系統招聘推出了基礎精講班，優惠價580元。

　　26歲的張蘭迪也是報名者之一。他花了25元錢，在淘寶買到一份《2012年哈爾濱市環衛系統崗位所需知識復習備考資料集》。隨后在網上留下了號碼，稱“可以免費送給大家一些題庫”。

　　短短3天，先后有一百多個網友向其索要復習資料，“大部分都是哈爾濱的大學畢業生”。

　　仔細研究后，佟鵬明白了這次招聘為何這樣“火爆”：第一，有事業編制，這意味著“再差的蘿卜都有個坑”；第二，解決哈爾濱戶口；第三，3年考核優秀，可以轉為管理崗位。

　　佟鵬白天在公司看著一群保險業務員“焦急得內分泌失調”的臉，晚上則早早回家，開始看各種復習資料。

　　他看得最多是一套《環衛系統專業知識試題集題庫》，印象最深的是一道是非題：“清道工人清掃道路時，掃帚是否要推著走。”

　　“簡單，但要認真對待。”佟鵬說，“很多人說我們沒有追求，‘編制’就是最大的追求。”

　　“安定感”

　　“有編制能當官，沒編制不能當官，這是本質區別。”

　　事業單位的概念產生于新中國建立之初，一般指提供各種社會服務的組織，有著典型的計劃經濟時代特征：政府直接組織、管理與投入，也能最大程度保證政府意志的實施。

　　數十年來，事業單位已然成為一個龐大的組織系統中國現有全部事業單位約130萬個，納入政府事業單位編制的人員近3000萬，各項事業經費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30%以上。

　　作為老工業基地的哈爾濱市則擁有事業單位近8000個、職工近20萬人，是黨政機關總數的近5倍。

　　26歲的劉林是哈爾濱市賓縣賓西鎮政府辦公室的一名編外職工。工作2年來，他每天都能感受到“不能入編”所帶來的不安定感：沒有具體工作，“領導安排啥就干啥”；也沒有社保，沒有晉升空間，甚至工資也不按月發放。

　　于是他選擇放棄政府內部的清閑工作，參加這次招聘，試圖成為一名城管局的清潔車駕駛員。人事編制是他唯一在乎的東西，“有編能當官，沒編不能當官，這是本質區別。”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人生希望寄托在擠進“公家的單位”：2011年哈爾濱公開招聘市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388個崗位，共有8723人參考，其中東北烈士紀念館招聘1名講解員引來1300人報考，成為競爭最激烈崗位。

　　社會學家孫立平曾撰文指出，到2006年底，全國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金平均高出企業兩倍多，隨著津補貼改革的到位，差距還將進一步擴大。

　　哈爾濱城管局現有八千余名一線環衛工人，其中高中以上學歷的不到10%，年齡在50歲以上的占62%，70歲以上的占23%。哈爾濱城管局環衛辦副主任王勇由此對招聘寄予厚望：“我們希望提高環衛工人的素質。”

　　對于應聘的火爆，哈爾濱城管局環衛辦環境科科長李一也很意外：“我們以為有一兩千人應聘就可以了，沒想到一萬多人報名。”

　　李一坦承，事業編制是這個崗位最大的誘惑。為了防止人員流失，城管局也下了一道“緊箍咒”：被聘人員首次簽訂的聘用合同不得低于5年期限，一旦離開崗位則取消事業編制。

　　作為這批應聘本科生、碩士生的前輩，哈爾濱南崗區家政廣場作業隊的隊長劉玉梅，同樣擔憂年輕人會“中途逃掉”：她每天3點起床，4點到崗，人均要負責7000平米的清掃面積，每天八九個小時都得站著。

　　劉玉梅做環衛工人18年，是一百余人的作業隊里唯一的在編員工。臨時工每月拿1600元，她每月的工資是2200元，“剛夠糊口”。

　　在她眼里，這份工作唯一的安慰就是穩定，“老了能領一份退休金”。劉玉梅一直忘不掉一個六十多歲的臨時工，掃不動地了，卻又窮，只能回家繼續種地。

　　如今，穩定對于23歲的佟鵬來說，也成了最為稀缺的資源。他期待著“旱澇保收的一生”。

　　報名后，佟鵬常會在路上觀察清潔工人如何工作，看著那些“大都40歲以上的老臨時工”，他總會安慰自己：“我和他們不一樣。他們是臨時工，我是會有編制的。”

　　激動的母親

　　“那個‘事業單位’怎么也比小攤大吧。”

　　22歲的李勝峰選擇競聘環衛工人，是因為母親的一番勸說。46歲的母親在集市賣衣服，小攤只有“雙手張開”那么寬，母親很激動：“那個‘事業單位’怎么也比小攤大吧。”

　　今年剛從大慶職業學院畢業的他最初并不愿報名。

　　1990年，李勝峰出生在一座老工業城市，母親是一家大型服裝廠的職工，父親則與爺爺同在一家80年代曾輝煌一時的機械維修廠工作。

　　然而1990年代末，中央提出三年搞活國有企業，下崗的風波隨之刮到了父母所在的城市。

　　李勝峰還記得小時候，父親總會自豪地對他說：“我們一家都是國家的工人。”他沒想到一夜之間，全家人手里的“鐵飯碗”輕易就被人奪走了。

　　無奈下，母親只能擺攤賣衣服，父親則借錢買了一輛小貨車，在城里跑運輸。如今，李勝峰一家五口人仍居住在一套40平米的二居室里。

　　突變的家境，以及伴隨而來的拮據生活，讓李勝峰從小對“編制”、“鐵飯碗”抱有懷疑及埋怨。母親的一番勸說卻讓他沒法反駁：“任何單位都能黃，國家還能黃了？況且環衛這種單位國家也不太可能舍棄吧？”

　　擺攤賣衣服的母親常會碰到淡季，有時一個月賣不出10件衣服。母親反復地對兒子呢喃：“還是應該相信國家。”

　　李勝峰認同了母親的說法。這也源于他自己對社會的觀察：畢業后，他先后做過機械維修、超市理貨員與鋼材管理員，最長一份工也只做了1個月。

　　而他有個同齡的好朋友，父母在一家國有卷煙廠工作，朋友也被安排進了這個單位，如今每月輕輕松松六七千工資。

　　“有錢的進卷煙廠，沒錢的干清潔工。”李勝峰最后報了名，“但終歸還算是國家的人，給國家打工。”

　　李勝峰沒有想到的是，即使是環衛工人的崗位，也會吸引如此多的競爭者。

　　26歲的張蘭迪想要放棄在哈爾濱一家暖氣公司的白領工作，因為“沒有保障，也無法養老”。

　　開公交車的梁志偉每個月能掙5000元，他還是覺得沒有養老保險的工作“太危險，不劃算，都是硬著頭皮干”。

　　“養老”、“保障”幾乎是報名者都會談到的問題。李勝峰也一樣，他的父親快50歲了，和他每天在城里奔波的小貨車也快報廢了，剎車常會失靈。疲憊的父親總對他說：“你還年輕，但要為以后打算了。”

　　李勝峰確實也在做打算：城管局規定，3年考核優秀，可以轉為管理崗位。“我愿意等，等前面的人都老了，我就能往上爬了。”

　　（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