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生飯吞不下去了

　　34米，相當于11層樓的高度，至今通濟鎮也沒有這么高的樓。烏木運到通濟后，吸引了不少人前來觀看。

　　但對通濟鎮而言，“夾生飯”吞不下去了。

　　彭州市文管部門和國土資源部門均表示，沒有依據對烏木進行處置。通濟鎮也自忖無權對其進行處置，于是向彭州市(市委市政府)打報告，請求國有資產管理局牽頭文管部門來進行下一步安置，但幾個月過去了，至今沒有下文。

　　首要的問題在于：烏木究竟算什么？

　　烏木形成時間大多在3000年至8000年不等，雖然也是一段漫長的時間，但還不足以成為植物化石；同樣，它也不屬于礦產。所以，保護烏木并不適用《古生物化石保護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

　　“各地發現烏木，一般都找文物部門去，但其實它不是文物。”張擎說，文物是指人類活動遺留下的產物，屬于社會學科，烏木則是一種自然形成、正在向植物化石轉化的中間產物，屬于自然學科。

　　據肖禮穎介紹，上世紀90年代，成都市文物保護管理條例里曾加了一條：“古樹名木參照文物進行保護”，但在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文物保護法頒布后，明確了學科的分野，古樹名木并不是文物保護范疇，同時修訂的成都市地方法規就刪除了這一條。

　　不過在張擎、肖禮穎等文物學者眼中，烏木包含了豐富的古生態信息，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仍應當屬于國有。

　　成都市最大膽的嘗試是試圖制定地方法規：2004年由市文化局文物處牽頭，會同專家起草了《成都市烏木資源保護管理暫行辦法》，但這一辦法并沒有正式出臺。

　　公有是個“大籮筐”

　　喻遠軍曾代理過幾起烏木官司，代理思路采取“逆向思維”：政府主張烏木國有，應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如無明確規定，本著政府不應與民爭利的原則，私人發現占有應為正當。2010年，喻遠軍為四川攀枝花的一起類似案件代理，不過他的當事人敗訴了。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四川多地發生的烏木收歸國有，官方援引的都是同一條款，即1987年起施行的民法通則第79條：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歸國家所有。

　　接受采訪的國內民法學者，觀點并不一致——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孫憲忠認為，可將烏木認定為所有權人不明的埋藏物，由“國家”取得其所有權。原因在于，其他集中處理方案都不合法理和中國法的規定。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尹田則認為，“埋”和“藏”都屬于人為行為，烏木系自然形成，不屬于埋藏物。“埋藏物指的是本來有所有人，由所有人埋藏在地下的。”

　　不過，殊途同歸：烏木都會落入公有的籮筐中——

　　尹田主張烏木為有主物，應由土地所有人享有。在中國土地不為個人所有，因此烏木可屬于國家或集體，但不會是吳高亮個人。

　　武漢大學(微博)法學院教授孟勤國表示，盡管我國法律對無主物沒有明確解釋，但基本包含兩種情況：沒有所有權人和所有權人不明，“(烏木)這個就是標準的無主物。”他還認為，“無主物歸國家所有，我們國家的慣例就是這樣的。”

　　正是在國家所有制的問題上磕磕碰碰，2007年物權法才得以艱難通過。

　　“在(物權法)立法的時候我多次反對盲目地把一切無主物都處理為‘國家’取得所有權。因為這一做法常常是不必要的，也是無法普遍實現的。”孫憲忠說。孟勤國舉例說，像垃圾這種無主物，國家不可能也沒必要主張國有。

　　物權法還回避了許多國家和地區民法都明文規定的“先占”制度，即對無主物，先占者先取得所有權。

　　“先占”原則早在羅馬法中即確立，源于人類古老的取得財產的自然方式，并仍廣泛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實際上，拾荒者拾荒就是為大眾所認同的一種先占行為。

　　一位學者解釋說，“先占”制度顯然與無主物歸國家所有相沖突，物權法最終沒有涉及。于是，按現行法律，只要是“無主物”，都會掉入國有的籮筐。

　　回到烏木事件，可堪對比的例子就在吳高亮上游2里處：同是麻柳村的牟登良，在河溝里起出了長約1.8米的一根烏木，沒有受到任何阻攔，已經運到了彭州待價而沽。

　　事實上，大量民間挖掘、買賣烏木已成經濟活動常態，無主物統歸國有，政府往往會陷入“抓大放小(選擇性執法)”、“疏于管理”、“與民爭利”的窘境，面臨社會更多詰問。

　　通濟鎮烏木經媒體報道后，不斷有人打電話意圖購買，都被政府明智地拒絕。鎮政府意圖將烏木作為旅游景點打造，已委托四川省社科院相關專家制訂方案，尚無定案。

　　平日里，巨大的烏木靜靜躺在未啟用的鎮汽車站里，大門緊鎖。吳高亮只能站在門外眼巴巴地看，他關心的只剩下一個問題：政府承諾的最高獎勵還算不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