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國家周刊》:針對人口流動與遷移問題,人口計生委在這方面有哪些應對的措施?
李斌:針對這個問題,國家批準人口計生委專門設立了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我們的職責,第一就是掌握流動人口狀況,第二是提供流動人口的均等化服務。
由于在基層有比較廣泛的網絡,我們現在已經建設了一個全國流動人口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在獲取流動人口動態信息的作用上,是不可替代的。
例如,汶川地震、玉樹泥石流等重大災害發生后,我們可以通過這個數據庫,了解這一地區有多少實有人口,多少外出打工人口、多少留守人口等基礎信息。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們掌握的這些流動人口動態的生存發展狀況,則可以為國家各部門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依據與基礎。
在流動人口的均等化服務上,我們按照屬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務的要求,提供包括生殖健康、優生優育、計劃生育的服務與管理,也包括對流動人口增長情況的管理。
《財經國家周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為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動力。從供給層面看,大量勞動力遷出農村,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力保障;從需求層面看,城鎮化帶來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民在市民化過程中大幅提升的消費。
但是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部分地區城鄉差距反而加劇,農民難以獲得真正的市民身份,同時也存在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您認為,近幾年中國的城鎮化呈現出怎樣的特點?如何才能進一步發揮城鎮化拉動內需的作用?
李斌: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城鎮化蘊含著巨大的內需空間,我國作為人口大國最大的內需在城鎮化,最雄厚的內需潛力也在城鎮化。當前,我國人口城鎮化發展現狀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國內需求的有效擴大。與工業化水平相比,人口城鎮化水平明顯滯后,2010年我國城鎮化率49.7%,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也低于約旦、烏克蘭等人均收入水平與我國相當的國家。
與土地城鎮化相比,人口城鎮化速度慢了約一倍,2000~201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擴張50%,但同期城鎮人口僅增長26%,城市建成區人口密度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2萬人/平方公里下降到現在的不到1萬人/平方公里。同時,跨區域、城鄉流動人口難以享受市民待遇,不利于城市經濟聚集效應的發揮和新的市場需求形成。未來20年,我國城鎮化仍將以較快的速度推進,2015年、2020年城鎮化率將分別達到53.8%、57.9%左右,城鎮人口依次突破7億、8億關口。
要保證城鎮化對擴大中國內需、促進經濟長期發展的作用,必須要積極穩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逐步解決符合條件農民工的城鎮落戶問題,對暫不具備落戶條件的農民工,也要著力改善公共服務和提供權益保護;要有序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加快流動人口的市民化進程。
《財經國家周刊》:推進主體功能區規劃,是“十二五”期間中國區域規劃與發展的重要一步。該規劃的順利推進,需要包括人口政策在內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保障。針對該規劃,人口政策將采取哪些配套措施?
李斌:按照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要求,我們將優化開發和重點開發區域,制定和實施積極的人口遷入政策,鼓勵外來人口遷入和定居;在特大城市中心城區合理控制人口規模,探索通過產業轉移帶動人口向周邊地區分流的機制。
在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區域,我們將制定和實施積極的人口退出政策,建立利益補償機制,引導人口有序遷移。將人口流動現象作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依據,解決好流動人口就業、就醫、定居、社會保障及子女受教育問題。
搭建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系統
“經濟”是李斌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多次提及的關鍵詞。這不僅源于她出身經濟學博士的專業角色,更是取決于人口對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發揮出越來越重要和基礎性的作用。
李斌認為,在以人為本的概念日益深入的今天,人應該成為經濟分析的“新起點”。在對中國人口未來形勢的認識上,在如何審視人口與經濟社會、宏觀調控千絲萬縷的關系上,李斌的視角與判斷,有著深刻的經濟學烙印。
《財經國家周刊》:您在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這一身份之外還有一個角色——經濟學博士。您2007年下半年開始在人口計生委擔任工作,看上去似乎離經濟學專業的路線越來越遠。您在工作中是一個什么感受?
李斌:這就涉及到一個對人口計生工作內涵如何體會的問題了。過去人們一提“計生委”,好像就是管老百姓計劃生育工作的。事實上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口計生委的工作,有了更深入和更廣泛的內涵,在我們的名稱中,“人口”二字不可忽略。
在人口計生委工作四年以來,我深深感到,越是從經濟的角度認識人口問題,越能發現人口這個系統自我循環的規律,它展現為數量、素質、結構和空間分布的宏觀系統。可以說,人口與經濟越來越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人口天然具有經濟性,人口問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始終處于基礎地位,是影響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關鍵因素。
因此,只有從經濟的視角去看待人口問題,而不是只就人口看人口,才能認清中國經濟社會未來長遠發展需要怎樣的人口戰略與政策。
未來中國人口狀況對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過去,我們所熟悉的經濟理論分析,往往把“物”即商品作為邏輯起點,但實際上,家庭收入增長、家庭消費支出、居民儲蓄、勞動力就業、社會保障、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人力資本投入、住宅開發量及價格等,與人口息息相關的指標,早已成為影響市場運行和政府重大經濟決策的重要依據。
所以,應該說我現在的工作不是離經濟越來越遠了,而是越來越近了,越來越融為一體了。
《財經國家周刊》:從一名專業人士的角度,您認為,新的人口形勢將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產生哪些影響?
李斌:人是生產力之中最能動、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集中體現發展方式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和分配方式都要與人口大國這一基本國情相適應。
如何調動與人有關的因素,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具體來說,可以從生產、消費、分配這幾個環節來理解。
在生產方式上,應實現雙資源優化組合。充分利用人力資源,節約利用物質資源,形成在科技創新基礎上的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并重的產業結構。
在消費方式上,要倡導適度儲蓄、適度消費,建設節約型社會。低儲蓄、高消費和高儲蓄、低消費兩種方式都不可取。應當使儲蓄與消費保持合理比例關系,充分發揮內需優勢,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在分配方式上,無論在初次分配還是在再分配過程中,都要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在我們這樣擁有十幾億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發展不平衡的發展構架中,再分配只能做到低水平、廣覆蓋。如果初次分配不能統籌效率和公平,就會不斷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加劇城鄉、區域、行業等不平衡問題。
《財經國家周刊》:從經濟的視角看待人口問題,書寫人口戰略的經濟賬本,這應該說是新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形勢下,中國人口發展戰略必須要達到的高度。與過去主要作計劃生育這項具體的工作相比,未來人口計生委面對的工作更系統、也更宏觀、更具長遠性。目前,人口計生委在統籌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方面, 有什么規劃?
李斌:我們正在建設一個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系統,也就是一個以人作為出發點的宏觀決策系統。
人作為經濟活動的基礎,自出生之日起就在衣食住行、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各方面,對社會產生需求。人口的變化,將對宏觀經濟、各個產業、土地能源等各種自然資源產生系統性的影響。
這個系統建成后,我們很多宏觀政策將有更加科學的依據來決策,例如建設高速鐵路的規模應有多大。這一問題實際上與人口流動性密切相關,涉及到流動人口平均里程、流動人口收入水平、流動人口出行在短途、中途、長途旅程之間如何分布等基礎數據與指標。這體現了人口總量、人口結構與人的行為的變化,同宏觀政策之間密切的互動關系;將人—這個微觀個體與宏觀決策聯系起來,從而提高我們國家各部門研究和制定政策的科學性、針對性和前瞻性。
(本刊記者馬若斌對本文亦有貢獻)
李斌簡歷
1954年10月出生于遼寧,中共黨員,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國家人口計生委黨組書記、主任,1982年吉林大學經濟系本科畢業,2004年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經濟學博士,研究員。歷任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長。2008年3月被任命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