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事件后，各地紅十字會均稱捐款數目銳減。

紅十字會捐贈信息平臺上線，網民發現李連杰 (微博)壹基金在玉樹地震中捐款不足一千元

　　捐款數目急劇減少 官方慈善公信力急速下降 專家認為慈善應“去官化”

　　8月8日，網上爆出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用善款高價收購爐具牟利。盡管該基金會在當天就迅速辟謠，但看網友的評論，幾乎是一邊倒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論調。

　　在公眾心中本就

　　8月初有消息稱，深圳紅十字會今年7月的社會捐款同比下降97%，而佛山的則顆粒無收。不僅紅十字會，其他官方慈善機構所收到的捐贈不同程度地都受到了影響；不僅捐贈，他們還被統稱為“官方慈善”，其聲譽被捆綁著下降；不僅是聲譽，受牽連的還有整個中國慈善的未來。

　　昨日，中國紅十字總會（以下簡稱紅會）捐贈信息發布平臺上，輸入“成龍”，這位大哥的捐款仍然是連續幾次的1分錢。7月31日，這個平臺如紅會所承諾那樣如期試運行。盡管在第二天，熱情而敏銳的網友們就發現了種種錯誤，但過了十天，這些難以解釋的記錄仍然固執地停留在網頁上。

　　平臺上線

　　倉促上陣能力亟須加強

　　除了對個人捐款數目的質疑，網友們還關注到玉樹地震兩家援建醫院造價相差高達5倍。紅會事后的解釋稱，這是因為輸入錯誤。

　　在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看來，“紅會信息平臺上線，時間倉促，數據量大，沒錯誤才怪。”平臺上線之前，他曾經參與了紅會的專家把脈。

　　“紅會可能真沒作假。但披露的數據要經過處理，還要解釋。我們舉個例子。比如某大企業捐了1000萬元。這個企業會讓它下屬的地方公司參與捐獻，北京的捐300萬元，廣州的捐300萬元等。那你說這是一筆捐款嗎？公眾上網一查，怎么沒有這個企業捐的1000萬元呢？這筆錢肯定是捐了，那有沒有當時的記載？把這筆錢的情況解釋清楚？”在程剛看來，信息披露是一門科學。“首先要研究披露哪些信息，定下指標體系，其次研究信息采集，這種采集要有可持續性，第三是信息的準確性，第四是如何披露。”

成龍的捐款更是僅6角

　　而這種能力對于倉促上陣的紅會來說，顯然亟須加強。程剛所在的基金會中心網，在現在的輿論環境中顯得如此特別。他們一直在做的，恰恰是公眾要求做到的——信息公開。而他們的經歷，不妨被看作是中國慈善機構透明化的破冰之旅。

　　該網于去年7月8日正式上線，是由35家基金會共同發起設立的信息披露平臺。在那之前，國內還沒有一個能集中披露各基金會信息的平臺。程剛曾描述當時的情況——全國到底有多少家基金會，即便是主管的民政部，不同部門、不同的司局，拿出來的數據都不一樣。更不用說具體的相關信息了。

　　索取信息

　　“行業自律”一走20年

　　“其實，行業內部對于信息披露的呼聲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有。那時，一些行業的有志之士，也是現在的老從業人員，已經意識到整個行業要自律。這個自律，沒想到一走20年了。”程剛說，在這20年中，一些老前輩一直在推動這個事情。

　　1998年，他們曾想做行業自律和信息披露，“想有一個大的推動，但當時條件不成熟，沒有實現。”

　　然后就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催生了我國公民社會的崛起。那年的捐款數額超過1000億元。這是什么概念？從改革以來，所有的捐款加起來也沒有這么多。那是中國慈善行業的一次大爆發，也引起了學者、公眾的廣泛關注，自然也推動了行業的信息透明。”這一年，慈善捐款超過千億大關，占到GDP的0.4%。

　　“2009年，國內慈善機構訪美，一看，人家在做的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實上，1998年那會兒，我們也是準備參照美國的規則和辦法。十幾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基金會數量大幅增長，美方也對我們另眼相看，詳細地介紹了他們的經驗。回來后，我們就立刻開始了這項工作。”

　　程剛所說的工作，是將全國兩千多家基金會，包括公募和非公募的，相關的基本信息、年度工作報告、財務信息、項目信息以及項目執行機構等內容，分級收集并上線公布。

　　但采集并公開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通過上門、電話等方式進行，卻屢屢碰壁。

　　披露信息

　　最重要項目一片模糊

　　“想是想了，做就不容易了，尤其想要各方達成共識。因為信息披露會影響很多基金會組織。”

　　程剛說，在基金會管理方面，“政策好，實踐起來卻不一定。有時缺乏具體的操作細則和懲罰機制，這讓信息的采集和披露就難了。”

　　最難的一點是如何披露。“我們有幾個辦法。首先政府管理基金會，要求基金會每年在指定媒體上披露信息。很多基金會都注冊在地方上，當地很多報紙沒人看，有的還要收費，有的報紙一個版要三五千，我們拿不起。另外，有的基金會每年都要向主管部門匯報，問他拿信息他會說，你去找主管部門要。以前，全國只有兩三家民政局在網站上公開基金會信息。后來，我們不斷推動省一級民政局拿到基金會信息后進行披露，效果很好。現在全國包括廣東省在內有10個省級民政部門都會公開相關信息。”

　　第二個渠道是通過基金會。“基金會報給主管部門的信息，有的很籠統，很模糊。你說那些財務數據、報表，有幾個人能看懂？公眾關心的是什么？為什么紅十字會披露信息后大家還是不依不饒？大家關心的是捐的錢用到哪里？效果怎么樣？所以，項目信息很重要。這個項目花了多少錢，誰在做，做到什么程度，效果怎么樣……恰恰這么重要的信息，披露制度還不完善。”

　　與紅會面臨的巨大輿論壓力不同，那時基金會的透明行動“沒有人逼著我們去做”。而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亦是發起機構之一。

　　骨牌效應

　　不信任態度波及基金會

　　8月9日，在回應了紅會新爆出的公車丑聞之后，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政策法規處處長丁碩更新了一條微博：“這次是徹底受傷害了，暫停發聲。”不論真相如何，事實是，紅會每條更新的微博以及每次回應，都只會招來網友更多質疑和反對。

　　而網友的這種不信任顯然已經波及其他官方慈善機構。8月8日網友爆料，這次被卷入的是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婦基會），被曝“溫暖工程基金只為小兵張嘎賣爐子”。當天下午，婦基會對本報記者做出回應，稱帖子中的經費預算是虛構的；關于使用社會捐贈購置采暖爐具的問題，不涉及使用救災資金。

　　婦基會難以與有官方撥款的紅會相比。程剛說，婦基會是基金會體制，不回應可能就緩不過勁兒來了。

　　讓很多行業人士頭疼的一點是，在公眾的心里，紅會、基金會、慈善會統統都是官方慈善機構。而程剛告訴記者，國內慈善領域實際上有三個系統。一個是紅十字會系統，是官方機構，他們的工作人員都是公務員性質；一個是慈善會系統，是社團，不受基金會管理條例約束；一個是基金會系統。“人們一說慈善，就容易把這三個系統混在一起談。”

　　“慈善應該回歸民間，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慈善就不要做了。我認為，紅會的官方性質是癥結所在。這個事情還沒有完全解決，還有隱患沒解決。做慈善，還是應該去官化。即使在基金會系統里，也有一些基金會有官方背景。將來，我想慈善還是會回歸民間的。”

　　民間調查

　　僅2%網友表示會捐款

　　新周刊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82%的網友表示不會再給紅會捐款，15%的人表示查清了賬本把每筆去向公布了之后再說，只有2%的網友表示會捐款。

　　“今年發生了這么多事，從專業角度講，也讓公眾更加了解這個行業，促使行業更加自律。”程剛對將來還是很樂觀。“我還是有信心的。出了大災難，大家一樣會伸出援手，但我們需要溝通。”

　　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教授雖然對官方慈善機構改革前景并不樂觀，但也認為，“長期看，對中國捐贈的影響并不會太大。特別是遇到大的災害，公民的捐贈熱情很高。”

　　只是公民捐贈的方式和渠道會發生變化。“或許今后會有更多的公民會通過微博等方式直接捐贈。如果公益慈善領域不放開，仍然由少數官辦慈善機構所壟斷，公眾可選擇余地很小，隨著時間的推移，官辦慈善機構捐款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小。”

　　“更何況災害發生時，常常是行政勸募，通過單位捐款。有公眾是一邊捐款，一邊罵人，不知道捐款會到哪里。這就是中國慈善事業所面臨的困惑。”他表示。

　　反思

　　應加快慈善機構改革

　　“事件最大的意義在于引起人們對中國公益慈善體制的反思，特別是對官辦慈善機構改革。以往只需要靠壟斷地位、靠賣牌子（與企業合作）就能夠獲得資源，我覺得政府應該借此機會加大對官辦慈善機構的改革。社會組織去行政化已經談了十幾年了，但是迄今為止效果不大。”鄧國勝認為。

　　捐款不影響工資收入

　　在人們還糾結于郭美美她媽是不是真“股神”的時候，一項重大的制度化變革卻在某種程度上被忽略了——民政部起草了一份《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11~2015年）》，并公開向全社會征求意見。

　　鄧國勝曾參與中國慈善事業發展十二五綱要計劃的起草工作。“本來有一條加大慈善機構改革的建議，但是在征求意見時遇到強烈反對，最終不得不刪除。”“反對理由很簡單，他們認為中國國情就是這樣，如果改革，這些慈善機構就難以籌到錢。所以他們認為不應去行政化。”

　　“此次事件，一定會倒逼這些官辦慈善機構或多或少有一些改革舉措。但我個人總的來說并不樂觀。”鄧國勝分析，官辦慈善機構大多有政府財政撥款，特別是地方慈善機構甚至與政府部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即使捐贈數額下降，也不會影響他們的工資收入。記者了解到，以紅會為例，社會捐款部分在紅會資金所占比例波動很大。如某年出現重大災難性事件，當年社會捐助占紅十字會收入比例就會出現大幅提升。

　　呼吁引進第三方評估

　　“我們必須一手加大官辦慈善機構的改革力度，一手發展民間自下而上的慈善機構。一方面需要政府借此次事件，將危機轉為機會，只有來自自上而下的壓力，官辦慈善機構才可能真正改革。同時，只有自下而上慈善機構的蓬勃發展，慈善募款有足夠的競爭，官辦慈善機構才會感覺到改革的壓力。不過這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短期內還難以形成足夠的壓力。”

　　鄧國勝建議，官辦慈善機構要重新恢復公眾的信心，一方面需要自律，通過完善治理結構、提升公開透明度和管理效率恢復公眾的信心，另一方面也需要來自政府的監督、公眾和媒體的監督及獨立第三方的評估。只有如此，才能恢復公眾的信任。僅僅公開透明是不夠的，公開透明只是基礎。

　　“我相信中國慈善的透明化會很快。國家的思路轉變其實很快。沒有這次的事件，也會很快，本身國家就有大動作。相關法律也會很快出臺。”程剛表示。記者 李穎（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