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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圈有一群特別會鉆營的人 記者:為紀念汶川地震拍這樣一部電影,雖說是命題作文,但拍好這樣一部影片,不僅需要社會良知還需要一份勇敢? 楊亞洲:這么多年,我一直琢磨生活中觸及不到的人,他們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這是我永遠想拍并做的事情?!洞筇枴穭傞_始找我,我拒絕了,那時地震剛剛結束,人們天天看新聞,還去拍,那不是添亂嗎,我特別討厭這樣做。我們電影界,在創作上,培養出了一支 記者:說說你的改變? 楊亞洲:去年的今天,長影拿本子來找我,當時劇本叫《生生不息》,故事很差,寫的也不是地震中應有的女性代表,也可能是真實的,但是特別臟,真實是現實主義題材的生命,但是要真實的積極,真實的善良,真實的窮歡樂,我的每一部戲都是這個原則,那些美好,那些窮歡樂,有文化的看到窮人的快樂,要拍這樣的戲,我決定下去看看,我帶著編劇下去了十幾天,我們從現實生活中看的情景,對我的沖擊太大了,我決定拍就是那十幾天的生活決定的。 記者:《大太陽》并沒有太多還原災難,而是寫愛,你所有的電影、電視劇,為什么都把“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楊亞洲:當年,民工題材的《泥鰍也是魚》在意大利一個千人劇場上映,全場掌聲十幾次,是他們對電影的喜愛和尊重,讓我體會當導演的驕傲。一個知道往哪里走的人,全世界都會給你讓路?!洞筇枴钒岩朁c放在災后破碎家庭走過的一條真實、痛苦、矛盾和掙扎的重生之路上。地震帶給人的除了痛苦,就沒有別的了嗎?他們最需要什么?是充滿愛的傾訴。 記者:談談小人物對你的感動? 楊亞洲:片中地震兩周年悼念那場戲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幫助拍的,他們的話那么樸實。一個父親告訴孩子,讓姐姐要照顧好弟弟;另一對父母說,孩子,爸媽來看你了,我們這些拍攝者看著他們全是眼淚,我保證孩子們的名字會出現在電影里。那種打動是滲入心底的,拿不掉的。拍攝這樣一個故事,連我們攝制組里的人都變了,我們隊伍里有不少80后90后,開始拍攝時,有人害怕當了逃兵,在拍攝的兩個月里,他們變化驚人,從躲藏到最后搶著進。我們在拍攝看到那個地震震裂的石屋的時候,泥石流隨時都可能發生,我希望往洞里深處走,那里就有埋著的逝者,我的兒子楊博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先走進去五六米,替演員走位,倪萍什么都沒說,直接走了進去,真正從逝者的角度,想著逝者的痛苦。 記者:影片倪萍有大段落特寫鏡頭的獨白,有評論提出您有意為主旋律說教。 楊亞洲:這段我特別有心得。這些段落更像現代的鏈接,比如倪萍那段話最忌諱的話,領導看了都有這種擔心,在拍攝過場中,我不是被動地拿上去的,我不是被動的,而是發自內心的,是我們真心拿上去了。 記者:把命題作品拍好是特別不容易的事情,《大太陽》的難度在哪里?和你最后欲罷不能的快感在哪里? 楊亞洲:命題作文的創作空間小,投資者向我要的東西太多,長影要振興,政府要喜歡,還有一個票房的嘗試,國際電影節上要走一回。如果錢多一點,沒有那么多要求,興許會更好,如果這次入圍蒙特利爾電影節,是中國主旋律影片的一次突破。然而,現實生活給出的空間和寬度真的非常大,怎么樣拍出他們的歡樂,那些流淚的人有笑聲,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浪漫我怎樣來表現,我們必須要融入生活中去,才能為自己找到答案。 現在懂表演的導演太少 記者:你是一個詮釋中國小人物的高手,你這樣關懷小人物的根基是什么? 楊亞洲:這是一個幸福觀的問題。我是他們其中的一分子,他們的脈搏是鮮活的,有生命力,看著這樣的生活我能踏實,有靈魂。我當年拍《泥鰍也是魚》講農民工的故事,當年他們還叫民工,他們有兩億多人,我們寫他們的作品有幾部?在我這些年的創作過程中,中國電影已經開始票房至上了。有人好心地提醒我說,民工們都不看電影,我猶豫了,還拍不拍?但是我真正走近民工,走進他們的生活,越了解他們卻越想拍越不敢拍了,我的原則是不能背離真實,不拍真實自己肯定不喜歡,兩個原因幾乎讓我放棄,民工不看,其他人不關心民工,黨和政府不高興怎么辦,這么多人在我眼前晃來晃去,睡不著覺,因為你越深入下去,他們在自己心里扎得越深,最后我想,愛看不看,就算沒有人看沒有票房,我也要拍。 記者:你觀察生活的習慣是天生的? 楊亞洲:現在懂表演的導演太少了,我是演員出身,去看、去聽、去接觸。這是一種職業習慣,我至今仍然受益于這樣的習慣。 記者:感恩是藝術家崇高的使命和責任,你的作品都有感恩的主題,藝術家不感恩,沒有感恩的心拍不成小人物? 楊亞洲:我偏愛平民題材,偏愛他們是因為我看得見摸得著他們,他們才是生活的主流,我偏愛他們是因為我是他們其中的一員。我偏愛普通人,小人物不“裝蒜”。只有拍他們,藝術生命力最長、藝術感染力也最強,所以我拍他們心里有底,有拍的沖動,有了他們才是生活,有什么理由不感恩? 記者:感恩的東西在你的作品中有怎樣的影響力? 楊亞洲:像《大太陽》這樣的拍攝經歷,對藝術生命和自己的生命都是一次調整的梳理,今天這個橋還在,明天就沒有了,石頭裂著大縫,你進不進?劇組的人從害怕到一點點克服,到如走平地一樣,這是心靈的進步。這不是一部普通的電影,是一件善事,是逝者的靈魂在保佑我們。相信一線創作人員,國家的力量,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今天的農民,那些小人物每一天都在變化,我們的創作過程也在變化。 做人拍戲不騙自己不拍垃圾 記者:以你在影視界的聲望,完全可以拍大片,為什么卻總是關注小人物的生存狀態? 楊亞洲:我不想拍重復的題材,當年《雪花那個飄》獲獎,投資人沒有渠道,至今沒有發行。拍電視劇,《空鏡子》以后,空房子全來了,拍《浪漫的事》,浪漫的事全來找我了,我這幾年感觸很多,電影的發展,設備的進步,觀眾的回歸,我四年沒有拍電影了,近來年,我當過金雞長春電影節的評委,看了七八十部電影,看得我目瞪口呆,像《投名狀》這樣大片的殺人暴力,像《畫皮》那樣的白發魔女,這就是香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破電影,現在卻成了大片橫行霸道,我們要對什么負責,我們的良知何在,我們對不對我們的孩子負責?我真的不能理解。在美國也是后半夜才播的。我們摸摸自己的良心,我們的孩子看了好不好,有沒有壞的影響?你對得起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嗎?我總是說,我們這樣的人有兩條命,一條是自己的命,一條是藝術生命,拍小人物經歷的電影,對死亡和我們今后的生活,對我們的藝術生命起了大作用,面對有無數誘惑,我沒有迷失,沒有糊弄自己和觀眾,經得起誘惑了,不輸給那些掙錢的人,我們掙錢也要臉。做人拍戲不騙自己,不拍垃圾,對得起下一代。 記者:生活中你不是一個浪漫的人,卻給電影制造出了那么多的浪漫,談談你對生命的態度? 楊亞洲:我就是一個很普通、很正常的男人。生活中的我很少上網,我會看看報紙。其實生活中的我挺沒勁的,不泡吧、不喝酒,應酬或社交的場合我是能不去就不去,人重要的是什么都要真誠,有人說,你拍大片了,就意味掙錢,但是,如果我只拍了一部掙錢的電影,我是不會有這些體會的,我對生命的認識一定是膚淺的,我想做一個幸福的導演。 記者:倪萍是公眾人物,她從至高無上的主持人地位轉型做演員,你們勇敢地走在了一起,不是所有的人都敢娶名人為妻的,這也需要生活的勇敢,你為什么勇敢地選擇了倪萍? 楊亞洲:我和倪萍既是搭檔又是伴侶。人要有真誠,有愛,有事業,有將來,如果人不行,我還是要放棄,什么是幸福?你愛的事業,你愛的人,走到哪里都想著回家,生活中談情說愛,談創作,又和愛和生活相關,你還有什么不知足的,還要患得患失嗎? 記者:你認為倪萍的轉型是不是很成功? 楊亞洲:公正地來評價倪萍,她不僅是一個好的主持人,還是一個好演員,她有一顆感恩,明朗的心。拍人難,拍事簡單,對于演員來說,把握人物形象更難?!洞筇枴纺咂佳葶y杏這個人物,特別有心得。倪萍是一個善于用真情實感打動觀眾的主持人,為此以至于有人說她,倪萍在這個戲里比較排斥哭,我也尊重她,拍戲的過程中看到她流淚,我就提示她笑一笑,我們試了一兩條,她說不對,銀杏是一個農民,她的痛苦那么深,她的兒子沒有了,丈夫背叛她了,家里十八口人都沒有了,她天天喝酒以淚洗面,還能笑著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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