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完成的這３項指標，是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的一個縮影。”河南濟源市委書記趙素萍代表說。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銅陵市委書記姚玉舟認為，產業結構的形成有其歷史淵源，同一個地區的資源稟賦、市場格局有著密切關系，甚至還會受傳統觀念的限制。“不想轉、不敢轉、不會轉”的問題普遍存在。

    去年下半年，一些地方為了“達標”，不顧百姓正常生活所需，強行“拉閘限電”。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一項系統工程。”趙素萍代表感慨道，“我們也在思考，也在探索，用什么辦法保證企業真減排、真節能，促使他們真創新、真轉型。如果沒有長效機制，勢必導致‘調后反彈’的尷尬局面”。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王一鳴教授認為，現代經濟發展方式本質上是結構主導型的發展方式，不合理的結構必然產生不合理的發展方式，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結構調整尤為重要。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將面臨的環境日益復雜。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交織，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并存，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互聯。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科學發展，成為更緊迫的任務。

    在提交本次人代會審查批準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專章提出“推動服務業大發展”，要求把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營造有利于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和體制環境，拓展新領域，發展新業態，培育新熱點，不斷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耕地保有量、單位ＧＤＰ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等約束性指標被置于顯著位置。

    “‘十二五’規劃綱要將繼續使用約束性和預期性指標，說明中央考慮到了各地發展的實際，綜合運用限制、引導和激勵的辦法，這將保證各項目標、任務真正落到實處。”安徽蚌埠市委書記陳啟濤代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