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上樓，把老百姓都搬窮了”

    沒有了土地，農民的生活將會如何？陳俊元認為農民生活是“更好”的。

    關于補償和安置，平度市規定實行“房屋產權調換或貨幣補償的形式”。陳俊元介紹，每畝地村民一年獲得1200元補償。“要按現在的生產水平，一畝地風調雨順，一年也就收入幾百塊錢。現在你不用種地就白拿這些錢，還可以出去搞點別的生意、打打零工，這不是更好嗎？”

    他介紹：“別的地方還享受不到我們這里的政策，五間房子就能換300平方米的樓房，簡裝修，配套和質量全跟開發的房子一樣好，拿著米面就能住進來。我們還給免費投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這是今年剛開始的。女的55歲以上、男的60歲以上，每月200元左右，到年底給每人發2000多元的養老款。”

    但程建不這么認為。“一畝地一年至少能收獲麥子和豆子各1000斤，現在沒有口糧地了，我們吃什么？現在是中年的出去打工沒人要，老人靠子女收入維持。”

    2010年年初，金溝子村忽然開始給全村村民每人每月發41元錢。所有人去村民小組組長家里領，要按手印、簽字。中秋、春節共發1000元過節費，還有花生油等。

    村支書陳俊元把這41元稱作“生活費”。“41元錢與舊城改造沒關系，是村莊的土地、廠房往外租賃的收益，村集體有了積累，給村民的一種福利。”

    “大部分村民都覺得：反正地已經被賣了，怎么賣的也鬧不清楚，個人落點好處就算完了。你就算給10元，也是白拿錢，誰不高興？唉，過得眼前就算好了……”程建嘆息說。

    曲相霏實地看到，各村情況各異。“個別村較富裕，給農民的福利比較多，拆了房子發租房費，發米、面、油、菜，就會成為被羨慕的對象。但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福利能堅持到什么時候。”

    “從收集到的農民反映來看，即使基層政府目前考慮了配套措施、后續生活保障等，也是不具體、不足以打消農民對未來生活的憂慮和不安全感的。”曲相霏說。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教授指出，在“農民上樓”過程中，不少地方出現農民“上樓致貧”現象。“地方政府違法支付少量房屋拆遷補償款，從中賺取高額差價，而上樓后的農民收入減少，支出卻在向城市看齊。”

    在采訪中，李園街道代家村一位村民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什么舊城改造？老百姓搬窮咯！”

    “上樓”應尊重農民意愿

    學者分析，不是所有的農民都適合“上樓”。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在實地調查中發現，專業農戶并不適合集中居住。“因為農業生產不允許他們采取‘進城上樓’的生活方式，而在一刀切的‘農民上樓’后，真正務農的人不得不居住在地頭的窩棚里。”

    同時，一些新建小區缺乏相關產業的支撐，城不像城，村不像村。“沒有脫離農業生產的農民不習慣，已‘脫產’了的農民也不喜歡，這樣的小區，農民恐怕遲早會逃離，造成投資浪費。”

    黨國英認為，對“農民上樓”不宜一概否定。從打破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提高農村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角度看，“農民上樓”確實有必要。

    他估計，未來20年內，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人口約為3.26億，這部分新增的城市人口“將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而“農民上樓”后，也會促使鄉村治理模式向城市轉變，增加以法治途徑解決社會問題的幾率，有利于社會穩定。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尊重農民的意愿，這就需要更規范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和一系列配套的規范制度。”

    “比如專業農戶不適合‘上樓’，但一個農戶會不會成為專業農戶，需要長期的‘發現’和選擇。這就要求地方政府摒棄速成式城市化思維，不去強制那些游移不定的農戶搬離村莊。要用十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來推動‘農民上樓’這一歷史過程。”黨國英說。

    到2010年底，山東省諸城市“撤村并居、農民上樓”中“撤村”已經實行，但“并居”和“上樓”的大規模運動，目前方向不明確。前期快的地方，只剩下個別堅持不拆遷的，這幾戶仍在“被運動”著。

    而在村民每月領著41元補貼的金溝子村里，已經建起了廣告詞為“開盤旺銷380套，你還在等什么？”與“和諧自由生活”的歐式風格售樓處。

    在采訪的最后，一位老村民對記者說：“我就想問問政府，占了耕地搞房地產開發，這就是你們說的上樓、改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