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陷 資料圖

    與“天坑”之別

    幾位專家還強調要注意區分地面塌陷與“天坑”的不同，特別是媒體報道要規范使用，以免在社會上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中國地質大學安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趙云勝說，他搜索了今年各地的相關報道，實際上絕大部分地陷、地裂等地質災害，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天坑”。地質學意義上的“天坑”，通常是指發育在可溶性巖層中，從地下通向地面，四周巖壁峭立，深度與平面寬度有百米至數百米以上，底部與地下河連接的特殊巖溶地形。由此可見，地面塌陷是必須加以防范的突發地質災害，“天坑”則是經千萬年方可形成的地質現象，而將地陷視之為地震前兆，更是缺乏科學依據。目前世界上發現并確認的天坑約80個，其中有超過50個在中國，絕大多數位于黔南、桂西、渝東的喀斯特地區。

    范士凱介紹說，城市地面塌陷國內外都有發生，似乎是大家熟知的一種地質災害。但事實證明，許多人對它的實質含義、類型、發生及分布規律并不真正了解，甚至存在一些誤區。比如一遇到地面塌陷就誤認為是地下溶洞發生垮塌，這類塌陷本來是一種自然的物理地質現象，人為活動在多數情況下是誘發因素，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成為主導因素。但在塌陷發生后，往往是不分青紅皂白地追究人為責任，而不去深入探討自然規律。

    他還指出，城市地面塌陷事故的宏觀定性預測是可以做到的，即根據石灰巖多為東西走向分布、老黏性土不容易塌陷等地層、地貌特點，可以摸索出一些規律。因此，無論管理層或是老百姓，都沒必要“草木皆兵”。但要精確定位到哪個地方哪個時間發生地面塌陷，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做到。也就是說，可以在類型、范圍等方面劃出一個可能塌陷區，但什么時候塌陷，還不能預測。

    亟待科學監管

    近年來，我國城市地下空間開發迅猛發展。隨著地下空間開發利用，城市地層深處原始狀況開始逐漸被改變，城市“地陷”發生概率上升。一些地質專家、國土資源部門官員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當前，我國城市地下空間存在多頭管理和立法空白，地下工程開發與施工各自為政，區域性地質災害公益普查遲遲不能起步，城市地下空間開發亟待建立科學的風險控制體系和有針對性的監管辦法。

    據武漢城市規劃設計院提供的資料，在城市地下空間開發方面起步較早的上海，已開發地下空間面積約4000萬平方米，形成超過10座以上大小不等的“地下城”。在武漢市，規劃在主城區684平方公里范圍內，到2020年建成2000萬平方米地下空間。在北京，每年計劃增加約300萬平方米地下空間，到2020年，將建成9000萬平方米的地下空間，人均5平方米。在長沙，還計劃在城市西部一個水面數萬平方米的湖泊下，建設水下商場、酒店、公共休閑設施等工程。

    除了開發地下城市，過江隧道、各種管網系統入地、市內軌道交通體系等城市地下工程建設、發展的速度也很快。數據顯示，我國1995年至2008年的十多年間，建有軌道交通的城市從2個增加到10個，運營里程達到835.5公里。目前，又有22個城市獲準建設地鐵工程，總投資達8000多億元。

    一些城市管理者針對社會上關于地下工程建設安全問題的疑問，往往突出強調技術手段。趙云勝指出，依照人類目前的技術，所有的地下工程，不對地面和周邊產生任何影響是不可能的，關鍵在于如何將影響控制在許可的范圍之內。如地鐵工程盾構施工，多在城市人口和建筑物密集的地段進行，盾構機從地下穿越各種建筑物、鐵路、河流、橋梁，施工質量和安全隱患等問題不容忽視。2006年以來，包括北京在內的城市，在地鐵盾構施工中，就多次發生重大塌陷等事故。

    未啟動的公益性普查

    趙云勝認為，從安全大局著眼，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規劃，首先需要信息調查，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科學合理地利用開發空間資源。

    湖北省國土資源廳地質環境處處長施偉忠說，當前，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關鍵性的基礎研究工作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巖溶分布、發育率及覆蓋層；二是地面塌陷的分布規律；三是地下水活動狀況。弄清巖溶、土層和水的關系之后，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對“地陷”之類的災情才能做到可防、可控、可治。

    “中國的地下工程施工技術，在全世界已經居于先進水平，光是對于城市地面塌陷多發區的勘測和評估，就已掌握了地震勘探技術、電法勘探技術、重力和磁法勘探、放射性勘探技術等。”范士凱說，當務之急，在于開展以城市為單位的“公益性地質勘探普查”，以摸清地質塌陷危險區等情況。

    范士凱說，考慮到國內很多城市在這方面都做得很不夠，他曾在權威部門召開的定期專家座談上，連續四年提出這一建議，但沒有得到肯定性答復。有個別城市對這種提議感興趣，但請當地地質勘察設計單位做預算，發現這樣的普查需要經費約2000萬元，后來也不了了之。

    由于這項工作未被納入公共服務范疇，一般情況下，開發建設單位會考慮地下工程施工所在地的地殼受力層問題，但往往會縮減地質勘探投入。而建設、規劃、國土等職能部門，也大都考慮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缺乏對區域性地質勘探的興趣。

    范士凱等人指出，國家應該要求中心城市建立相應的財政機制，以政府投入、市場化競爭招投標的方式，開展公益性區域地質災害勘探調查。在此基礎上，編制地下空間現狀及發展預測、開發戰略、規模與布局、開發實施步驟等，才有科學依據。

    “九龍治水”

    近些年，許多城市在建設中常常遭遇這般尷尬：計劃埋設管道的線路，已有其他造好的地下工程，使得管道線路不得不改道，因此成本大增。此外，高層建筑的樁基給地下空間開發造成新的障礙，對地下鐵道、地下管線等有延續性的工程建設造成非常大的困難。

    施偉忠說，這些問題的深層次體制原因，在于城市地下空間管理存在“九龍治水”問題。與城市地下空間管理直接相關的機構，包括國土資源、城市規劃、建設、電信、電力、公用、民防、公安消防、抗震、水利防洪、綠化、環保、水電、國防、文物保護等，管理主體職能交叉效率低下，多存在以部門利益取代公共利益等弊端。

    許多專家建議，應該整合行政資源，對地下空間開發項目審批、設計審查、工程管理、安全監督檢查等建立起信息共享、協調互動、監管與查處聯動的機制，在降低社會送審經費和時間成本的前提下提高管理效率。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一個研究小組今年7月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除了住建部頒布的《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管理規定》，我國與地下空間有關的法律規范內容，還分散在《城市規劃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人民防空法》《礦產資源法》《環境保護法》《建筑法》等諸多法律中，不能形成完整立法體系。在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建設步入“快車道”的背景下，亟待制定一部完整、權威的法律，來規范并解決開發權限、體制、標準與規程等實際問題，實現城市地下空間開發統一規劃、統一標準和統一管理。

    《瞭望》文章：采礦沉陷區“呻吟錄”

    就像剛剛經歷一場“地毯式大轟炸”，整個村莊農家院落成片從山梁上“墜”入了因“地陷”形成的“山谷”中，歪斜的屋門和墻面巨大的開裂，漫山遍野地獰笑著

    “蘊藏于地殼深處的礦產資源，利用好了是財富，利用不好就成了災難。”近日，在山西、湖南、河南、湖北等礦產資源富集省份采訪中，《瞭望》新聞周刊深入采礦沉陷區的所見所聞，令人觸目驚心：長期、高強度地開采地下礦產資源，直接或間接引發的地質塌陷災害愈演愈烈。

    據測算，全國煤礦累計采空塌陷面積當時已超過7000平方公里，在重點煤礦，平均采空塌陷面積約占礦區含煤面積的1/10。其中，煤炭產量占全國1/4左右的山西省，煤炭采空區面積達2萬多平方公里，約占全省總面積15.6萬平方公里的1/7，6000平方公里遭受了地面塌陷等地質災害。

    “地陷”不僅嚴重損毀房屋、道路等基礎設施，導致群眾流離失所、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水、大氣、土壤等基本環境要素也嚴重劣化。專家向本刊記者警告說，“對這種影響如果不能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遏制，區域性生態與社會后果非常嚴重。”

    面對迅速發展的采礦地質沉陷災害，我國部分省份根據自身實際采取了多種手段進行治理。但本刊記者在湘、鄂、豫、晉四省調研時了解到，各地在財力投入、治本之策、保障公平性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

    受訪的專家及部分基層干部群眾建議說，隨著地質沉陷災害的危害性加大、新開礦井的增多，我國地質沉陷災害治理亟需提上重要議事日程。在開展詳細普查及科學測算的基礎上，應進一步明晰國家、地方政府及企業在治理過程中的責任，同時需要在國家層面上整合部門資源，著重“治本”，注重公平正義，對全國地質沉陷區進行系統性治理。

    沉陷區如遭“炮火轟炸”

    距大同市不遠，大同煤業集團礦區主干道一側，走過一座跨越污水渠的鐵索橋，就是同家梁村。與盛夏雁門關外草長鶯飛的塞外風光印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這里道路破敗骯臟，村莊看起來像剛經歷一場“地毯式大轟炸”：

    昔日頗具晉北風情的農家小院，成片從山梁上“墜”入了因“地陷”形成的“山谷”中，斷壁殘垣比比皆是，瓦礫廢墟觸目驚心。很多歪斜的房屋，大門已被磚頭和石塊砌死。更令人揪心的是，一些尚有人居住的農家院，地面、墻面到處開裂，屋主人在里面成天提心吊膽。

    同家梁村黨支部書記梁尚春等人告訴本刊記者，村里人口稠密處的地下，就是大同煤業集團主采區。受地質塌陷影響，全村約120戶人家的房屋再也不能住人，其余房屋也多處于搖搖欲墜狀態。2079畝土地也因為采礦導致地下水漏失，只剩200來畝還能勉強種點玉米、苜蓿。全村倒房、危房戶已外出租房度日，搬遷安置迫在眉睫。

    同家梁村，只是“煤海”山西采煤沉陷區的一個縮影。國土部門提供的資料顯示，而大同市區域內的大同煤田采空區累計面積已達到1000平方公里，總沉陷面積500平方公里，損壞耕地4萬畝，受影響住宅總計69959戶，近23萬人，建筑面積401.5萬平方米。

    這樣的故事同樣發生在千里之外的湖南冷水江采礦區。湖南省冷水江市銻儲量位居世界首位，煤炭儲量豐富，號稱“世界銻都”和“湖南能源中心”。婁底市發改委統計資料顯示，轄內包括冷水江市的婁底市，采煤沉陷區總面積達354.36平方公里、采銻導致沉陷區9.7平方公里，受影響人口超過10萬人。

    冷水江市礦山鄉“寶大興”地區，位于銻礦富集區海拔很高的一座山上。車進“寶大興”，上個世紀40～50年代的建筑比比皆是。當地人告訴《瞭望》新聞周刊，這里昔日市井繁華，勝過冷水江市城區。但如今，“寶大興”礦區街道、社區和農村，墻體開裂比比皆是，到處是塌陷后留下的廢墟。有些房屋必須用粗大的木頭和水泥電桿支撐才不致傾倒，一些危房基腳下，塌陷洞深不可測。

    湖南省一家具有權威資質的地質勘察單位調查報告指出，由于有百年歷史的錫礦山開發早期不回填坑道的落后采銻方式，加上上個世紀末至本世紀初小型土法采銻泛濫，面積達2平方公里的“寶大興”地區實際成了個被掏空的大山，頂板距地表最薄處僅0.6～0.8米，靠細細的保安礦柱勉強支撐，勘探結果表明，“寶大興”有19處危險地段隨時可能山崩地陷，存在發生群死群傷重特大地質災害事故的隱患。

    距“寶大興”地區不遠，冷水江市沿湖南312省道如今也危機四伏。地陷使312省道很多路段嚴重開裂，沿途警示牌不斷閃現。在這些路段，不諳路況的外地司機往往需要不斷踩急剎車、猛打方向盤走“之”字路線規避。而路旁一些房屋屋頂竟成了波浪形，有些房屋大裂縫寬處能塞進一個拳頭。

    湖南一些礦區地方政府負責人坦言，“地陷”近些年在當地是個“高頻詞”。如湘中一個經濟發達縣，不斷發展的“地陷”截至今年8月中旬已導致4個鄉鎮有居民房屋7498戶、建筑面積達188萬平方米的房屋及大量公用設施、基礎設施和單位房屋受損。而今年7月23日席卷湘南一個山村的“地陷”，幾分鐘內就讓全村約1.5平方公里面積內的稻田、道路、輸電線路及160多棟房屋不同程度受損，800多人逃離家園。

    “地陷”災情遠超想象

    今年，我國自南向北，高強度、大范圍的集中降雨天氣層出不窮。礦區孱弱的地質結構，在極端天氣條件下“地陷”頻發，災情令人揪心。本刊記者在河南采訪時了解到，今年以來，河南省暴雨過后的地質災害不斷，前七個月已經發生8起地質災害，幾起重要的災害都發生在產煤大縣，長期的開采和近期強降雨疊加，成為導致災害的主要原因。

    6月19日上午，登封市白坪鄉煤窯溝村袁家門發生地面塌陷并發滑坡及崩塌，造成10余間居民房屋開裂，400米道路破壞，毀壞林地80畝、耕地120畝，目前仍處于不穩定狀態，受災害威脅的村民55戶318人緊急撤離。

    此前的5月4日晚，寶豐縣李莊鄉程寨溝村姬家組突然發生地面塌陷，并伴生地裂縫，形成了一個長200米寬110米左右的塌陷帶，最深的地方近3米，直接導致這個村15戶、100多間房屋裂縫，村里的交通水利設施也不同程度受損。

    河南省國土廳介紹，專業技術人員在對一些地方地質災害調查中發現，很多“地陷”主要是人類工程活動和地質條件造成的，而降雨則是主要誘發因素，地質災害類型以地面塌陷為主，伴隨山體滑坡、崩塌等。

    有受訪專家指出，在強降雨等極端氣象條件下，本就難以準確預測的地質災害防治工作更加困難。本刊記者采訪中了解到，在河南、山西、湖南等地，各級國土部門今年汛期組織了大量人力日夜巡查，隨時準備應對突發事件。許多地方基層干部反映，現在地質災害越來越頻繁，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和防災投入而言，很多災害隱患還難以識別，更不用說做到準確預測預報。每次“地災”，幾乎都是突發事件，讓人提心吊膽。

    山西省國土部門的資料顯示，至2010年，該省每年煤炭開采破壞生態環境經濟損失至少可達700億元；至2015年，每年煤炭開采破壞生態環境經濟損失至少可達770億元；至2020年，每年煤炭開采破壞生態環境經濟損失至少可達850億元。

    而河南省國土部門統計，去年前7個月全省共發生5起地質災害，經濟損失不過15萬元；今年前七個月共發生8起，經濟損失已達733萬元。而全省目前已知的392處大中型地質災害隱患點，威脅到居民64萬余人，潛在經濟損失達88.6億元。

    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李連濟、大同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趙全義等專家和基層干部指出，因采礦造成的地質沉陷災害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高發期，近年來雖然國家及各地政府均采取了治理措施，但災害仍呈擴大趨勢。

    李連濟曾于2004年主持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我國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災害及防治對策研究》，在全國主要采煤區進行了廣泛調研，“我們在充分考察采空區綜合情況和歷史情況的基礎上科學測算，只要有礦產開采行為，就會形成采空區，而且是采多少噸煤就會形成多少平方米的采空區。以煤炭而言，僅山西近幾年每年的產量就在6億噸以上。”也就是說，與前幾年比較，我國因采礦造成的采空區及由此引發的地質沉陷災害，在面積上肯定呈擴大趨勢，受災人口還在逐年增加。

    潛伏連環生態危機

    “我們踩著有毒的泥土，呼吸著被污染的大氣，喝的是難以處理干凈的水，地里長不出健康的莊稼和蔬菜。”在山西、湖南等中部4省采訪中，沉陷區很多干部群眾沉痛地說。本刊記者調查了解到，當前，沉陷區生態災難，主要涉及大氣、水和土壤三大方面：

    首先，空氣污染嚴重。本刊記者從冷水江市政府了解到，“寶大興”地區近年空氣中二氧化硫最高小時濃度值可以達到23.645毫克/立方米，可吸入顆粒物的最高日均濃度值達0.254毫克/立方米，均遠超國家環境空氣質量標準。

    而在山西大同市南郊區口泉鄉同家梁村，與“地陷”相伴而生的是順著“地陷”裂縫四處亂竄的毒氣。2008年8月，村民李志明全家4口人中毒，李志明老兩口輸液20多天才撿回性命。眼下，村里毒氣飄忽不定，有害氣體濃度最高時達到0.04PPM，為安全標準值上限的20倍。為了防止毒氣危害村民，村里組織了一個配備檢測儀器的4人小組，早晚各檢查一次，不檢測誰也不敢在屋里呆著。

    其次，水資源破壞嚴重。研究表明，山西每采1噸煤，往往導致2.48立方米水資源損失。大同市有關部門介紹，眼下采煤造成當地地下水位以年平均1～1.5米的速度下降、水井干枯，地下水礦化度、總硬度大幅超標，有些有害物質超標達26倍，一些地方農民不得不以一擔水3元錢的代價買水吃。

    在降水充沛的湖南，沉陷區群眾飲水水質安全問題異常突出。有的采礦沉陷區住戶為了取水，房前屋后竟然需要打上4～5口井，在不同季節才能勉強用上水。在冷水江“寶大興”及其周邊地區某些地段，環保等部門監測發現水體含砷（砒霜）、含銻超標嚴重，地表溪流水、地下水系和水井砷含量都嚴重超標，上萬人飲水安全存在問題。

    再次，土壤污染非常嚴重。湖南冷水江市調查發現，當地土壤污染涉及面積近100平方公里。在一些土壤污染特別嚴重的地段，土壤中銻、砷、鋁、鎘分別超標200倍、28.3倍、14.5倍和68.4倍。土地石漠化嚴重，森林覆蓋率僅為8%，石漠化面積達1.2萬畝。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獲悉，個別礦山沉陷區受礦毒污染的土壤，已經導致農作物出現次生污染。醫療衛生部門調查表明，在這些土壤環境受到嚴重污染的礦山沉陷區，居民腫瘤和癌癥發病率居高不下。

    此外，“交互影響”不容忽視。本刊記者在采訪中，還有專家認為，我國山西等華北地區所處的地震帶近幾年呈活躍趨勢，采礦造成的大量采空區與其互為因果、互相影響，一旦發生大的破壞性地震，后果不堪設想。

    在這些地方，由于尚未得到全面、系統治理，一些舊的采空沉陷區還沒得到治理，而礦產資源繼續開發又將催生眾多新的采空沉陷區。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新舊采空沉陷區交織，更多地下空間將遭侵蝕，資源型地區會有更多土地“懸空”，這種影響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其后果可能是毀滅性的。

    治理主體模糊缺位

    目前，針對采礦引起的地質沉陷災害，晉、湘、鄂、豫等省份依托國家國有重點煤礦采煤沉陷區治理、礦山地質環境修復治理、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等項目進行治理。部分地區還試行了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預備金制度。

    山西省在2007年和2008年由省、市、縣三級財政籌措資金18億元，開展了農村地質災害治理工程，集中治理了全省采礦主體滅失地因采礦造成的村莊塌陷、房屋損壞和地下水疏干等地質災害嚴重的村301個，解決了6.4萬戶、23萬農民的住房安全、嚴重飲水困難問題。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受災戶的生產生活條件，促進了當地社會和諧穩定。

    本刊記者在山西大同、湖南冷水江、湖北大冶等地采訪發現，雖然開展了上述工程，但各縣、鄉政府平時仍不斷面臨地質沉陷治理任務，這些治理明顯呈現出零星、個案、被動等特點。多位基層干部反映，縣鄉的治理只是在發生嚴重災害、老百姓上訪后采取一些應急式安撫、協調措施，只能暫時緩解矛盾。在很多地質沉陷區，因無法治理，只能采取人工巡邏、嚴防死守的辦法。

    本刊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縣鄉政府的無奈，源于當地財力的匱乏。山西省產煤大區大同市南郊區地方財政收入高達53億元，但地方可用財力只有4.7億元，實際上只是捉襟見肘的“吃飯財政”，每年還出現10%左右的缺口要通過赤字解決。

    區治沉辦主任趙海波說：“我們是財政大區、財力小區，地方財政沒有什么力量解決沉陷區移民安置資金缺口問題。”據了解，南郊區有71個位于采煤沉陷區內的行政村需要整體搬遷，但由于資金等問題，截至去年底只有11個實現了搬遷或具備了搬遷條件。

    礦區一些基層干部說，由于歷史開采、各地煤礦成分復雜等原因，目前很多地質沉陷區找不到破壞主體。再加上地方財力有限，資源整合后部分大型國有煤炭企業井田擴張無力治理，當前這一原則很難落實。此外，從一些礦業大省實際看，多年的資源開采大部分貢獻給國家，國家是最大受益主體，應當承擔治理主體責任。

    李連濟等專家和部分基層干部認為，國家應當在開展詳細普查及科學測算的基礎上，進一步明晰各級政府及企業在地質沉陷中的責任，并根據地方實際，合理設置各治理主體在治理過程中的出資比例。同時針對當前部分地區出現的治理保證金只有征收政策、沒有支出途徑的現實，盡快出臺相關政策，予以合理使用，以緩解地方政府在治理時的資金壓力。

    治理亟待制度和公平

    本刊記者在四省基層采訪了解到，當前在地質沉陷的具體治理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搬遷安置多、生態修復少。大同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趙全義說：“當前地方政府首先考慮的是不能因為地質沉陷造成人員傷亡，所以采取了搬遷安置為主的治理方式。”本刊記者在山西大同、湖北黃石等地的地質沉陷區采訪發現，各地也采取了一些生態修復措施，但多是種草植樹等簡單手段，由于地下水漏失疏干等原因，這種修復方式不僅成本大，而且難以持續。

    二是地上治理多、地下治理少。根據地質沉陷的特點以及德國魯爾區的治理經驗，地質沉陷區的治本之策是“邊開采、邊治理”，采取技術手段對地下采空區進行回填。但由于回填成本過高等原因，我國比較重視采空塌陷土地治理而忽視采空區的治理。

    李連濟說，“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使煤礦采空區潛在危害增大，增加了土地塌陷、煤礦透水事故增多的風險。特別是一些新開煤田，如果不采取治本措施，將來的麻煩將會更大，也將會重現現在的治理困境。”

    三是重安置輕后續，搬遷農戶生計堪憂。本刊記者在四省基層采訪發現，當前的搬遷安置措施雖然解決了受災農戶最現實的住房等問題，但隨著搬遷，一些農戶遠離甚至喪失最基本的土地等生活資料，限于城鄉二元結構又無法融入城市，難以享受到城市福利，導致一些地方搬遷農戶就業困難、生計無著，新矛盾不斷涌現。在一些地區，受災農戶不愿搬遷，政府新蓋的移民安置小區無人居住。

    相關專家和基層干部建議，在地質沉陷災害具體治理過程中，要尊重科學，保證治理的系統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做到標本兼治。具體而言，要加大監測普查力度，切實做到“預防為主、綜合治理”；通過合理的成本核算，通過調整資源價格等方式，落實“邊開采、邊治理”的標本兼治策略，加大科技支撐力度，更加注重地下回填等治本措施；結合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切實解決搬遷農戶生計問題。

    另外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沉陷區治理，國有地方城鄉之間尚需兼顧公平。四省一些基層干部反映，當前各級政府治理地質沉陷的重點集中于原有的國有重點煤礦，對地方煤礦以及采礦主體滅失造成的地質沉陷區治理缺乏支持。

    山西省相關部門的資料顯示，該省地方煤礦采煤沉陷區面積達到3000余平方公里，占全省沉陷區總面積的60%以上，受災人口超過160萬。由于地方煤礦開采多為淺層且技術落后，造成的災害程度已遠超過國有大型煤礦。地方煤礦采煤沉陷區群眾要求進行治理的呼聲很高，要求享受與國有重點煤礦采煤沉陷區治理同等待遇，由此引發的村民集體上訪事件經常發生。

    此外，國家原國有重點煤礦采煤沉陷區治理項目中的一些安置補償政策造成的城鄉差別也引發部分地區群眾不滿。湖南漣邵礦區治理項目區內的一些農民群眾稱，國家項目中，對煤礦職工和具有城鎮戶口的受災戶采取的是搬遷安置政策，對農民受災戶采取的則是貨幣化補償政策，且補償水平相差很多，補償所得的錢還不夠拆除原有房屋的費用，更別提重新蓋房子了。

    受訪的基層干部群眾呼吁，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在治理地質沉陷區時，應當統籌考慮，統一規劃，將不同性質的采礦主體及采礦權滅失地的地質沉陷治理納入計劃，并在治理過程中確保公平，盡量減少城鄉差別、地域差別。

    “沉陷戶”上訪層出不窮，“沉陷區”已成敏感地帶，礦區則墜入了“老板賺票子、群眾倒房子、政府做‘孝子’”的怪圈

    頻繁發生、愈演愈烈的“地陷”，使沉陷區群眾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瞭望》新聞周刊在湖南、山西、河南、湖北等中部省份采訪中看到，“沉陷戶”生產、生活環境困頓，“越陷越窮”的現象比比皆是。

    “地陷”受災戶，對救災、后期扶持的期望值很高，表達訴求的方式也比較激烈。為維護穩定，基層各級政府和官員，充當著“救火隊員”角色，成立了諸如“避讓辦”這樣特殊的機構。但從實際效果看，付出的代價高，取得的成效有限，處于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越陷越窮”

    湖南省冷水江市金竹山鄉東風村，位于湘煤集團金竹山礦業公司采礦區，全村有上百戶人因“地陷”被迫搬遷。東風村村民肖楚文的新居，是一幢200多平方米的二層小樓。他感慨地告訴本刊記者，地陷讓他這輩子已經蓋了三次房，“越陷越窮、越搬越窮”。

    最近一次建房是塌陷的危房被納入國家礦山沉陷治理國債項目后，肖楚文當時還著實高興了一陣子，但補助下來，只有1.3萬多元，“算算賬，我高興不起來。補貼用來請人拆舊房子還差不多！為蓋新房，我尋遍所有熟人借錢。人家是看我兩個兒子都在長沙上重點大學，才肯借錢給我。這個債，只能靠下一代去還！”

    沿著因為塌陷而變得破爛不堪的村道，東風村山坳里還有一片用石棉瓦蓋的簡易棚。一戶村民六七口人住在棚子里。見到本刊記者，這家人不停地抱怨著這“棚子”夏天酷熱難當、蚊蟲叮咬，冬天寒氣刺骨、陰暗潮濕。走進“棚子”，頓感悶熱異常，黑暗中，一個女孩還在一張破舊的書桌前汗流浹背地看書。

    村支書肖子明說，東風村“沉陷戶”為建新房，很多人債臺高筑。村民異地建房，只能在本村往山地高處“退”，沒有錢請人做地質勘探，好幾戶村民的新房，又因為地陷發生了墻面、地面開裂等險情。

    1997年前，東風村還曾獲評湖南省“農村先進黨支部”。隨著資源枯竭、地質塌陷，東風村民窮財盡，已經淪為榜上有名的貧困村。如今的東風村，村部借居在村會計家的客廳里，村圖書室、文化活動室等無處棲身，村集體基本上要靠上級撥款接濟，“面子”和“里子”都一落千丈。

    在山西大同市，“地陷”導致群眾生活困頓的現象同樣突出。大同市南郊區一些干部告訴本刊記者，南郊區農民人均年收入將近6000元，在山西省各個區縣中排名前列。但平原地區農民收入遠高于西部山區，而西部山區非沉陷區又遠高于沉陷區。

    大同市南郊區有6萬人口的5個西部山區鄉鎮，很多“沉陷戶”過去每月能收入1000多元，村集體還能為60歲以上的老人發福利，入冬每家每戶還發2噸取暖煤。如今，隨著煤礦資源枯竭或者煤礦關閉、地面出現沉陷，許多農民房子廢了，收入丟了，連取暖煤也沒了。不斷增加的特困戶，靠著村上每月發60元救濟，艱難維持著最基本生活。

    社會矛盾“引爆點”

    與東風村群眾在地陷房塌后還能得到一點財政補助重建新房相比，新發生“地陷”后出現險情的地方群眾處境則更難。

    湖南省冷水江市鐸山鎮新臺村農民歐陽燦，2007年耗盡畢生積蓄建了一幢建筑面積數百平方米的大宅。作為全家百年大計，歐陽燦把地基挖得很深，房屋地面圈梁的厚度達到了50厘米。新房落成，歐陽燦一家興高采烈地入住，還按照當地風俗將房屋命名為“德福堂”。

    但好景不長，從去年開始，歐陽燦家的地基開始下沉。如今，房屋靠巨大的鋼筋水泥圈梁，“騎”在黑黢黢深不見底的大洞上。歐陽燦用卡車運來大量煤矸石、鵝卵石和河砂，加上村里支援的數噸水泥，混合在一塊填入地下，但房子下面的大洞，怎么也填不滿。無奈之下，歐陽燦一家搬到附近自家養豬場幾間平房里暫避。現在，到天氣放晴的日子，一家人會扶老攜幼來“新房”里做頓飯吃。“我一生的家業都在這里，要我怎么舍得啊？”歐陽燦淚流滿面。

    《瞭望》新聞周刊從鐸山鎮政府獲悉，這個鎮“地陷”災害目前已涉及全鎮6個村1100多戶群眾，其中有200多戶房屋處在非常危險的狀態。就在前不久，矗立在省道邊的村民謝周文等人的房屋，眼看要倒向省道，鎮里慌忙連夜組織干部，讓這些人家緊急搬遷，再將危房推倒。

    看著房子一幢接一幢地塌下去，一些地方“沉陷戶”非常憤怒，反映訴求的方式比較過激：有的堵塞交通主干道，時間有時長達數小時；有的甚至在路中央搭棚子，人躺在里面聲稱不解決問題就不走；有的為了“擴大影響”，還兵分兩路：一路集體越級上訪，一路圍堵當地公路和相關礦山礦井口，社會影響很大。

    本刊記者在山西、湖北等地很多沉陷區采訪，經常有基層干部坦言，“沉陷戶”這些年個體、集體上訪層出不窮，“沉陷區”已成為“敏感地帶”。在一個礦區，當地干部再三拒絕本刊記者到一個沉陷點采訪。其理由只有一個：干部和記者一旦進村入戶，就可能會被圍住出不來。

    基層政府成“救火隊”

    按照政策，除了2004年前后進入國有煤礦沉陷區治理國債項目的沉陷區及主體滅失煤礦沉陷區外，其他任何人為行為引發“地陷”，應該是“誰造成、誰治理、誰賠償”。但本刊記者在有關礦山沉陷區采訪發現，實踐中往往是地方基層政府被推上了“治沉”第一線。

    《瞭望》新聞周刊獲悉，眼下礦山采掘企業，大都由多個股東發起設立公司。一旦發生“地陷”，一些礦山注冊資金和財產不多，對治理經費動輒上千萬乃至逾億元的“地陷”，企業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地方政府被迫承擔“無限責任”。特別是一些大型國有礦山，本身經濟效益一般，如果承擔“地陷”賠償，馬上就會破產。這些國有礦山，職工和家屬多達上萬人，被“逼急”了也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

    湖北省大冶市國土局副局長程思說，“地陷”發生后，光是責任界定就讓地方政府犯難。采礦沉陷涉及利益主體多，委托中介機構調查報告往往語焉不詳，最終靠政府職能部門“斷案”。官方即使拿出意見，常常會成為眾矢之的，甚至被告上法庭。責任認定和治理措施落實一拖再拖，往往地價、建材漲價了，房子還沒蓋。

    在此背景下，沉陷區地方政府處處充當著“救火隊員”角色。如為了防止塌陷導致“寶大興”地區發生群死群傷重大事故，湖南省冷水江市專門成立了“錫礦山寶大興塌陷區搬遷避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避讓辦”。

    “避讓辦”副主任袁臻告訴本刊記者，“避讓辦”負責組織專門隊伍，定期不間斷地巡查險情，發現危房戶就趕緊組織撤離。迄今，已經組織了125戶群眾撤離危房臨時安置。同時還千方百計在城區建設安置區，著手搬遷安置受災群眾。

    在7月下旬剛剛發生了“地陷”的湖南省一個山區縣，政府在事發地大量搭建帳篷，開通電路和送水通道，發放方便面、礦泉水、煤球、煤爐、電扇等生活物資。旋即，又因為酷暑炎熱危及受災戶健康，只好又組織災民投親靠友或入住臨時安置房。“地陷”發生后一個月內，當地黨委和政府臨時應急性的花費，就多達上百萬元。

    “治沉”最難在治本

    《瞭望》新聞周刊在采訪中了解到，每當一地發生“地陷”，當地政府不遺余力，能解決的往往是“沉陷戶”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有潔凈水喝、有病能醫、有安全保障等面上的問題。但隨著災情的不斷發展和危害的擴大，對沉陷治標又治本，卻經常感到難有大的作為。

    在大同市南郊區，“地陷”導致17個行政村需要整體搬遷。南郊區“治沉辦”主任趙海波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災害在蔓延，原定的搬遷安置計劃無法滿足現有的治理需求，有一半人沒法解決住房。“全區70%的上訪，都是地質災害造成的。”

    搬遷安置，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采掘企業作為責任主體卻負不起責任。在湖南省一些采礦沉陷區，部分農民受災戶因受災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安置標準過低等原因，導致搬遷、安置工作很難開展下去。

    本刊記者在湖南省一個礦區農村采訪時，一位袁姓村民拿出他2009年3月與當地煤礦簽訂的《房屋拆遷協議書》，記者看到企業對村民的補償標準是每平方米308元。“這么低的補償我們怎么建房子？”這位村民不滿地說。

    很多沉陷區干部坦言，“地陷”災區群眾怨氣的癥結，還在于政策規定的補償標準不合理。中部省份一些地方礦山采掘理賠標準規定，房屋最高理賠標準僅為231元/平方米，最低竟只有40元/平方米。目前，湖南等地農民建房的成本一般達到600元/平方米左右，很多“沉陷戶”因此拒絕簽訂搬遷安置協議，雙方矛盾尖銳對立。一旦鬧得不可開交，企業聲稱“企業一旦倒閉，員工也會引發社會問題”，“沉陷戶”則要求重新“安居樂業”，所有矛盾，最終都集中到地方政府來要求解決。

    一些長期從事礦山沉陷區群眾安置工作的干部說，礦區如今墜入了“老板賺票子、群眾倒房子、政府做‘孝子’”的怪圈，發生“地陷”沒人認賬，有人認賬沒人認賠，有人認賠賠償金額群眾不滿意。扯皮沒完沒了，“治沉”工作進退失據，處于異常尷尬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