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透支的青春

    一年中“2個月住在飛機上，6個月住在賓館里”。緊鑼密鼓的“空中飛人”節奏，無休止的加班，讓人疲憊不堪。

    ●律師 王艷

    王艷又要出差了。周末答應女兒一起爬香山的計劃又泡了湯。

    作為北京某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王艷承擔著跨境訴訟等涉外商業糾紛業務，她戲稱：“一年中有2個月住在飛機上，6個月住在賓館里，在家里的時間不超過4個月。”

    王艷大學畢業后赴美國留學，獲法學博士學位，曾在華盛頓一家專門從事訴訟業務的事務所工作。2007年，同樣留學美國的丈夫決定回國創業，于是舉家返京。隨后，王艷加盟這家律師事務所，從一名“美國律師”變為一名“中國律師”。

    良好的教育背景、體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艷儼然是標準的“中產”。可是，面對記者的提問，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產？中產至少應該有一定的資產吧，可我現在連房子都沒有，談什么中產？”

    王艷全家住在中關村，是一套租來的公寓：“只能算個居所，不是個家。”

    她承認收入不低，卻也暫時無力買房：丈夫學生物學出身，想在國內建一家制藥企業，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門、投資公司和關系單位之間，“只有投入，沒有產出”；兩個孩子一個上小學、一個上幼兒園，由于生在美國，算是“外國人”，上學需要一筆巨大的贊助費；為照顧家庭，又把父母接來。靠自己一個人的收入負擔這么一大家子，難啊！

    王艷說：“家庭的壓力還能扛，工作上的壓力扛起來就不那么簡單了！”

    由于承擔涉外訴訟，僅近幾個月，她就連續去過紐約、悉尼、倫敦、法蘭克福、迪拜等10多個國外城市，在不同國家的法庭上慷慨陳詞，為客戶爭取權益。而在國內，早上飛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飯。

    除了緊鑼密鼓的“空中飛人”節奏，事務所內的人際關系、業績、競爭……更成為無法釋懷的“苦經”。

    律師的工作相對獨立，每個人都是獨當一面，彼此之間沒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當我走出辦公室，隨著擁擠的人群穿過長安街、擠進國貿地鐵站時，總是感到無比孤單。國貿周圍燈紅酒綠，可都與我無關。”

    王艷在美國生活過10年，又頻頻在國內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頭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對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認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會，同學好友議論著PRADA、GUCCI等頂級品牌。她疑惑地問：GUCCI是什么？是一個眼鏡品牌嗎？因為她只見過GUCCI的眼鏡。好友大笑。王艷告訴記者，這是真事。

    談起國內和國外的生活區別，王艷認為，中國是人情社會，國外的制度觀念更強。比如，國內普遍加班，而在美國通常到點就走；國內律師的應酬特別多，訴訟雙方都愿意請你吃飯，有些訴訟明明和自己無關，客戶也要跟你交朋友，“這耗費了我太多精力。”

    王艷說：“在美國，人人都怕失業，因為只要有了工作，就會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國，沒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為只要走進辦公室，就意味著激烈的競爭、無休止的加班，一旦沒了‘業績’，就根本沒有前途。”

    連年的辛苦讓王艷疲憊不堪。一次參加聚會，一位年長的大姐說自己的兒子即將出國留學，并突然反問：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學？這讓王艷哭笑不得，也讓她體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

    王艷說，美國肯定不回了。現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項目能成功，早出效益。可她也知道，培育一家企業困難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藥企業的盈利周期也很長。眼下的“苦日子”，還不知道要熬多久。

    提前遭遇“中年危機”

    自己創辦的小企業還是“社會關懷”盲區，維持下去，已經不易；想上水平，談何容易！一次投資不準，就賠上了幾年的利潤。

    ●私營業主 沈放

    “這就是我奮斗7年的收獲之一。”近日，在北京馬駒橋附近一家倉庫，某文化信息傳播公司總經理沈放盯著一堆堆嶄新的書籍，自嘲般地對記者說。

    畢業于中文系的沈放有個夢想：自己辦一家文化創意公司。7年前，他離開工作5年的政府公務員崗位，走上了艱苦的創業路。

    7年來，沈放聯絡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劃文學選題，聯系出版社……作為作者和出版社的中介，沈放掙的是辛苦錢，不少利潤都以圖書的形式兌付。他在馬駒橋租了個倉庫，把賣不出去的圖書存在這里。幾年下來，已經堆積如山。

    沈放說，做企業，難！難在不確定因素太多。創業之初，他在亞運村附近買了套公寓，改造成辦公場所。這兩年，業務量增加，又在附近租了一間寫字樓，今年起，原本16萬元的年租金，猛漲到26萬元。不僅如此，用工成本也大增，公司30多位員工，每月僅工資支出就有20多萬元。

    社會風險大，經營風險更大。2008年，沈放試圖涉足動漫領域，實行多元化發展。他籌資上百萬元引進美國某系列動漫片，準備推廣到電視臺。由于是陌生的產品，難以找到突破口，項目毫無進展，投資打了水漂兒，“幾年的利潤賠了大半”。

    經過7年打拼，36歲的沈放自稱提前遭遇“中年危機”：企業初具規模，維持下去，已經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談何容易！這些年，妻子和自己并肩奮斗。如今，妻子身懷六甲，身邊沒了幫手，沈放覺得擔子更重。

    文化創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經營的好壞，不僅取決于自己的努力，更要有把握復雜關系的能力。7年來，沈放眼看著多家和自己同時起步的公司關閉、轉行，甚至一些規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資失誤陷入困境。“有2008年那次的教訓，每做一個新項目，總是戰戰兢兢。”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簡單的兩居室里，每天擠地鐵到公司上班。他說，作為一家小企業的老板，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擔：動輒數百萬元的房子，上萬元的醫療費用，就連上幼兒園也要交上幾萬元……賺來的辛苦錢在這些巨額花費面前簡直是不堪一擊。

    談及未來，沈放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覺得，像他這樣“撐不死、餓不著”的小業主，還是“社會關懷”的盲區。希望國家能對小企業投入更多關注，比如，在資金上扶一把，在稅收政策上優惠一些，因為這類企業也擔負了很大的社會責任，“單我就招聘了30多名員工，這也算對就業有所貢獻吧？”

    沈放告訴記者，七八年下來，原先政府機關的同事多已晉升為副處級以上，房子也調了幾次，“他們有著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單位還給職工的孩子開辦了幼兒園。對生活的擔心，他們肯定比我少。”(本文中的采訪對象均用化名)

    市場漫步：不該褪色的光環

    看起來很光鮮的“中產”，表面的高薪與實際生活負擔并不成比例，現實的高額支出以及對未來預期的種種不確定性，讓他們的幸福指數打了折扣

    近來，“中產”成為描述中國經濟生活的熱詞。亞洲銀行近日發布報告稱，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的中產階層為8.17億人，超過人口總數的60%。這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

    根據亞行報告，中產階層是指日均消費2美元—20美元的人群。然而，且不說日均消費2美元的標準太低；就是日均消費20美元，這樣的“中產”，也未必有足夠底氣。

    按一般共識，“中產”應該有車有房。由于高房價面前貸款難以避免，一旦買房，多數“中產”都變得很脆弱。北京工業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7月聯合發布的報告抬高了“中產”門檻，將北京中產家庭平均月收入定為10007.96元。即便如此，“中產”生活也不輕松。假設一戶“中產”家庭買房后每年還房貸5萬元，汽車消費支出2萬元，水電、通訊等消費1萬元，其他生活費2萬元，如此下來，手里的閑錢也不過兩三萬元。一旦子女教育、醫療、就業、失業保障等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中產”生活都會瞬間破滅。

    實際上，外表光鮮的“中產”，表面的高薪與實際的生活負擔并不成比例，不斷上漲的房價及各種生活費用、超負荷的工作強度，以及對現實和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讓他們的幸福快樂打了折扣。

    作為中產階層的主要來源，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白領還是一個令年輕人向往的職業，意味著出入于都市的高檔寫字樓、格子工作間，是份體面、眾人稱羨的工作。而現在，白領的自豪感已經消失，曾經的光環悄然褪色，中青年白領普遍背上沉重的包袱，身心疲累。

    從發達國家看，“中產”是社會穩定的中堅。中間階層的壯大，也是我國社會和諧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過重負擔之下，越來越多的國內“中產”非但沒有成為社會的中堅層，反而成為社會的夾心層。有研究發現，由于遭遇很大壓力，這些年，已有大約5%的“中產”掉進了社會收入的“底層”，建設“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任務更加艱巨。這種“反向流動”值得高度關注。

    尷尬的社會現實，折射出目前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和社會保護網的缺陷。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靠勞動獲得財富，而現實中，由于資本所得擠占了勞動所得，不僅意味著低收入人群難以向“中產”流動，“中產”人群要維護其生活水準也很難。一套住房消滅一個“中產”，就是這種困境的典型體現。

    培育壯大中產階層是向“橄欖型”社會轉型的關鍵。這需要我們在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工資穩定增長機制的同時，加大住房、教育、就業、戶籍和養老保險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搭建牢靠的社保網，減輕“中產”壓力，增強生活底氣。同時，創造更多條件，掃清制度障礙，為低收入人群搭建向上流動的“梯子”，讓中間階層的發育、壯大有穩固的來源和保障。北岸

    延伸閱讀：什么是中產

    所謂中產，通常是指中間階層，英文為middle class。這個群體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閑暇，追求生活質量。

    中產并不單純是財富概念，還包括心態、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內容。當今世界，對中產劃分并無統一標準。韓國人均年收入超過1萬美元的都可算是中產。美國將年收入3萬到20萬美元的人群定義為中產，這一階層占美國人口總數的80%左右，其中包括不少“藍領”。

    近日，北京工業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認為，我國中產主要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中的中層領導干部，中小私營企業主，企業部門經理人員，教師、醫生等專業技術人員以及部分個體工商戶。

    根據這份報告，目前北京中產家庭平均月收入為10007.96元，所占比例已超過40%，約540萬人，高于23%左右的全國平均水平。在這其中，約有30%處于中上層，有70%處于中下層，面臨工作和生活的雙重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