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問官員民生意識

    官員問責，問的是什么？

    在國家行政學院開設了一門“黨政干部問責制”課程的楊小軍，對于問責制的建設進程長期關注。他分析說，從中央到地方的問責規定和文件，最關注的領域是兩個：一是安全生產，二是群體性事件。這兩個領域也是問責事件發生頻率較高的領域，如三鹿奶粉事件、襄汾潰壩事件、云南孟連事件和貴州甕安事件等。

    “有意思的是，最早的領導干部問責事件，就是在安全生產領域，那就是1979年的渤海二號沉船事件，當時被問責的領導干部甚至包括國務院領導等。”楊小軍說。

    楊小軍同時說，在各級問責文件中，有關民生問題的內容得到了格外關注。

    比如在廣州市的問責暫行辦法中，第二章第九條中將民生事項作為一種問責行為類型專門列出，還列舉出了5種典型的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規定“對涉及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重大問題不及時解決，或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能夠解決而不及時解決”等情況發生時，黨政領導干部將被問責。在山東臨沂，政府工作人員不履行職責或履行職責不到位，使群眾合法權益受損，或者出現工作作風粗暴，服務態度生硬等群眾反映強烈的行為，都將被問責。

    在此背景下，許多官員因為民生事件被問責“下課”。比如去年8月4日，因內蒙古赤峰自來水污染事件，赤峰市建設委員會黨組書記被免職，建委主任及副主任被提名免職。去年12月8日，湖南湘鄉教育局黨委副書記、局長朱清華對校園踩踏事故負有領導責任被免職。

    楊小軍說，其實，無論是安全生產還是群體性事件等，都是事關民生、事關黨和政府形象的問題。問責制對民生問題的格外關注，說明這一制度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更加注重群眾利益，是民生、民主和吏治的結合。

    問責制度化“水到渠成”

    南京市紀委負責人在解釋當地問責辦法出臺背景時表示，當前，經濟形勢嚴峻，建設任務繁重，更加需要全市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強化責任意識，積極履行職責。

    楊小軍說，其實，近年來黨和政府出臺的規范制約官員施政行政行為的制度性規定并不少，1995年頒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便已引入了“責令辭職”，此后黨政領導干部各相關條例中頻現“問責”字樣。國務院2007年發布的《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對公務員違法違紀行為導致人民生命財產或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損失問責的各種事由、責任形式和問責程序進行了詳細、具體的規定。

    但是，這些規定在制度化、規范化方面，還存在較大缺陷，處分與問責的界限也不夠清楚，加上實踐中隨意性較大，難以應對越來越復雜的實踐需求。因此，過去一年中問責文件密集出臺，制度化建設方面取得明顯成績，在楊小軍看來是“水到渠成”。

    楊小軍同時說，在過去一年中，通過一個又一個的事件處理，責任人被問責已成為百姓和官員眼中的常態預期和普遍事實，問責制取得了實際效果。

    不過，楊小軍同時表示，當前，問責制雖然基本制度已經成形，但在一些非基本方面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和探索。例如，問責對象的科學界定標準問題，其中涉及問責哪一級哪一個領導干部，是問黨委領導干部之責還是問行政領導干部之責？又例如，問責主體問題，除了上級問責下級以外，是否應當適當引入公眾參與問責？再例如，問責之責的性質問題，是政治責任、法律責任、行政責任還是道義責任？在政治性質問責的背景下，被問責領導干部復出是否應當被更加嚴格地限制，在程序上是否更加公開透明等。“這些都需要在進一步的實踐和探索中予以完善。”楊小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