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武漢司機黃恩安稱，8月11日，一“街坊”稱其親戚突發重病，求他將人接到武漢治療，他出于善意答應了下來，約定報酬為一條煙。剛到鄂州，他就被一群執法人員包圍，罰款6000元。黃恩安懷疑遭到"釣魚式執法"，認為其中存在串通勾結。

    武漢籍車主感覺自己的遭遇與那位上海車主“驚人相似” 武漢晚報9月24日報道 看到本報9月18日“上海車主遭遇運管部門‘釣魚式執法’”的報道后，一位武漢籍車主感覺自己的遭遇與那位上海車主“驚人相似”，遂于21日致電本報熱線投訴。

    這位名叫黃恩安的漢口解放南路一水果店店主稱，8月11日，一“街坊”稱鄂州的親戚突發“胃出血”，急需租面包車去鄂州將人接到武漢治療，他“出于善意”答應了下來，約定報酬為一條煙。

    黃恩安將面包車(鄂AK7Q**)開到鄂州市城區，剛一熄火，就被一群執法人員包圍。這群自稱公共交通客運管理處(簡稱“客管處”)的工作人員依據“乘客”的證詞，認定黃恩安為“非法運營”，要罰款1萬。次日，黃恩安交納了6000元罰款，才領回自己的車。而黃恩安遭遇“埋伏”的地方，離客管處辦公地僅約200米。

    22日，本報記者就此事赴鄂州進行調查。鄂州市客管處負責人表示，絕不存在請人“釣魚”、“做籠子”的情況。該負責人還表示，整個執法過程都有錄像、筆錄等證據，但只向法庭出示。

    接“求助”：“街坊”求司機去鄂州接病人

    黃恩安是黃陂六指人，今年3月在江岸區解放南路開了一家水果店，并于4月花1萬多元購進一輛東風面包車。8月11日早上6時許，黃恩安從沙湖果批運了一批水果回店，被一名50歲左右男子攔住。黃恩安說，那人自稱姓汪，“他說是附近街坊，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汪師傅”問面包車愿不愿出租?黃恩安拒絕，“他就向我求情”。汪說，自己有一個親戚住在鄂州鄉下，突發胃出血，“要送到同濟協和才能動手術”。可是，一時間在鄂州又找不到車，于是家人就打電話給汪，要他從武漢雇一輛車去鄂州。病人只能躺不能坐，一定得要面包車。

    “他提出可以給我300元”。黃師傅覺得對方說得合情合理，于是就答應了。“當時我說事成后你給我買條煙就行，不用給錢”，早晨7時許，黃恩安載著汪師傅出發前往鄂州。

    遇“埋伏”：車剛熄火執法人員就圍了上來

    9時16分，黃恩安載著該男子來到鄂州市鄂城區文星大道一路口，“他說病人就在里面，讓我停車”。結果黃恩安剛一熄火，就沖上來七八名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他們將車圍住，堵車門、拔鑰匙、攝像取證、開具法律文書，“一氣呵成”。

    這時，黃恩安才知道這些人是鄂州市公共交通客運管理處的執法人員。黃說，當時“汪師傅”十分配合執法人員，對著攝像機說：“我花了300元雇他送我來鄂州的”。“汪師傅”隨后被放走，黃恩安表示自己至今再也未見過他。而執法人員由此認定黃恩安“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出租汽車客運經營”，屬于“非法運營”，要扣車罰款。

    被罰款：罰款1萬“講價”到6千

    黃恩安說，當時執法人員要求他在一份《中止車輛運行決定書》上簽字，他先是拒絕，“但是他們說如果我不簽，就不用再找他們了，那意思就是我的車要不回來了”。黃恩安無奈之下簽了字。隨后，黃恩安跟隨執法人員回到了文星大道61號一房間內，“他們說是客管處執法隊的辦公室，但沒掛牌，離我被抓的路口不足200米”。

    在辦公室里，執法人員稱要罰款1萬元。經討價還價，最后黃恩安交納了6000元“城市客運車輛違規罰沒收入”及80元停車費后，終于拿回了面包車。

    質疑：巧合還是串通?

    黃恩安認為，從“汪師傅”向他求助，到自己最后被抓，整個過程中有不少“巧合”無法解釋，黃恩安他由此認定自己遭遇了“釣魚式執法”——，“肯定是他們做籠子，不然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

    “巧合”一：

    黃恩安說，最初“汪師傅”求助時說自己沒有手機，結果車剛出鄂州城區外的收費站，“他就拿出手機打電話，嗯恩了兩聲就掛了”。不到一刻鐘，黃恩安就在城區內被執法人員抓住，“那個電話肯定是約好的暗號，通風報信”。

    “巧合”二：

    黃恩安的車開到文星大道一路口，“汪師傅”讓他在一路口停車。“我車剛一熄火，執法隊員就圍了上來”，黃恩安說，該路口距離客管處執法隊辦公室僅200米，“這不是埋伏是什么?”

    “巧合”三：

    黃恩安說，車被扣之后，乘客“汪師傅”就被執法人員拉過去問話、攝像。“他指認了之后就被放走，而我就被定了性”。，黃恩安認為，自己明明是想做好事，不是專營客運，如此取證是否太過輕率?

    鄂州市客管處回應：

    雷鋒是很少的 證據齊全

    絕無“釣魚”可能

    “來我們這里的記者，你們不是第一個”

    22前日上午，記者陪同黃恩安前往鄂州市公共交通客運管理處，該處副主任 回應了質疑。

    胡主任首先否認了執法人員雇人“釣魚”、“做籠子”一說，稱執法人員并不認識車上乘客，而且當天查獲黃恩安時執法過程程序嚴格，有包括錄像、筆錄在內的一系列證據，“但只能到法庭上才會出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