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

    當時入選課本的外國作品多選自蘇聯與歐美，與原文亦有很大出入。莊文中回憶，葉圣陶的嚴謹是出了名的，每改一篇外國作品，都會請一名翻譯家、一名語言學家到人教社開小會，桌上擺著原文、譯文，念一句，改一句。與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語言不符合普通話語法的，改；篇幅過長的，還要改。

    難怪這讓半世紀后的網友們考據《我的叔叔于勒》和《項鏈》時無比迷茫，尤其是前者，連敘述形

    因為標準的嚴苛，當時大動干戈的刪改非常普遍，被改文章的作者還都是當年中國文藝界的大腕——更確切地說——基本都是左翼文化圈內的大腕。改完后，葉圣陶逐一寄給作者，茅盾、巴金、丁玲等作者迅即一一回復，對修改表達感謝和敬意。“要知道，多少腕兒的處女作都是經葉老之手發表的。”莊文中說。

    大改動，零稿費，零糾紛，這一如今出版業想都不敢想的罕見景觀真切地在那一心奉獻不圖回報的年代里發生著。“作家們更多地將入選教材視為至高榮耀。”莊文中說。

    也有一絲毫毛都不能動的文章，譬如國家領導人和魯迅的文章就不能改。朱德的《母親的回憶》入選初中課文時曾引起過爭議，編輯們認為標題有歧義，到底是誰的回憶？葉圣陶無權拍板，最后在請示中央有關部門后，獲準改為《回憶我的母親》。

    并不是每次請示都能通過。編輯部曾刪節過胡耀邦一篇關于思想解放的文章，因為原文實在太長。文章上交審查時，有關部門不同意，最終沒有進入課本。

    魯迅的文章最讓當時的編輯們頭疼，這位被供上神壇的大師寫文章老寫異體字，還總愛用方言。“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話，一篇文章要改上百處，這不就改壞了嗎？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釋。”莊文中說，比如《記念劉和珍君》的“記”雖然用錯了，也沒改成“紀”。

    這一度讓后來的80后們很困惑，1986年出生的劉倩記得，當年老師勾出魯迅文章中N個“通假字”讓同學辨別，其中就包括“記”字。內容難懂，連字也難懂，魯迅在80后心中高山仰止的大師形象多少和這有關。

    盡管慎之又慎，人教社還是犯過覺悟錯誤。1950年代初入選的朱自清另一作品《背影》，文中父子間的眷戀與愁緒遭到知識界批判，認為是“渲染小資產階級頹廢情調”，遂被拿下，直到1960年代初才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