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臨近時，教育部日前傳出消息：我國國家級題庫已經立項，財政部和教育部考試中心將共同出資一個億推動考試安全。
此舉一經推出引來各方爭議
，有人認為給參加考試的考生一個公平的環境比什么都重要，覺得“錢花得值”；有人認為，在教育整體投入不足的當下，斥重金于“考試安全”純屬浪費，不如將其用于加強中西部貧困地區的教育，“一億元可以建無數個希望學校了”；還有人認為：在我國，考試承擔了太大的意義(考試的好壞直接影響學生的人生軌跡)，大家對考試的重視程度無以倫比，并為其鋌而走險，與其斥重金推動考試安全，不如改革我國“一考定終身”的高考制度，并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
一億元考試安全經費：必要否？
近年來，一些考試舞弊的丑聞屢見報端，考試作弊呈規模化、組織化、高科技化的趨勢，作弊手段也不斷翻新，甚至出現了與作弊有關的相關產業。更有甚者，去年某省一高校的考研考場，一次性抓到了十幾輛“全副武裝”的無線發射車，“技術設施非常先進，有的甚至比公安部門的裝備水平還高”，車里面有很多槍手忙著答題、向考場發射答案。種種現象表明，考試安全越來越成為大家所關注的焦點。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汲生才說：“現在考試作弊手段比以前多多了，從傳統的攜帶紙條、打手勢、左顧右盼、找人替考，到現在使用手機和無線耳機作弊，花樣繁多，令監考人員防不勝防；甚至還出現了專門的組織嚴密的作弊中介，他們有的通過培訓學校，有的通過網絡傳送答案。”
對此，汲生才認為：“一億元考試安全經費看似很多，實際上還是太少了。如果花錢能保證給考生提供一個公平、公正的考試環境，多花幾個億也是值得的。”
上海理工大學二年級碩士研究生槐偉鶴則認為花費這一個億“意義不大”，“不管是建立題庫也好，加強技術監管也好，作弊者都會想出其他新的作弊辦法。這么多的資金為什么不用在當前我國教育更需要的地方，比如對科研的扶持，對貧困地區的資助上呢？”
教育問題專家、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則對“一億元保障考試安全”持懷疑態度。他說：“以往重大考試作弊案件中存在同一特征：在一些作弊高發地區，往往是監考老師(及其主管領導)親自策劃、參與作弊，里應外合導致作弊防不甚防，這些并不是簡單地用投入資金就能解決的問題。”
“與其投入人力物力來保障考試安全，不如將這筆錢用到解決農村的學校危房上，1億元可以改造幾十萬平方米的農村學校危房，切實提高這些學校的安全性，讓學生不再為上學簽‘生死狀’。”熊丙奇說。
保障考試安全：重在立法？
近年來，我國湖南嘉禾、廣東電白等地出現了高考群體性作弊案，雖然參與作弊的當事人都受到了嚴厲處罰，但由于我國缺乏對考試的立法、作弊成本過低等原因，使一些人仍頻頻鋌而走險。
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戴家干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到目前為止，我國教育考試方面的法規尚不健全，對作弊人員的處理手段還缺少法律依據。按我國《保密法》規定，統考試卷是絕密文件，但并未解釋何時解密。“有些人進入考場并不是為了考試，而是竊取試題向外輸送，牟取暴利。然而，對這些人員的處置，我們卻缺乏法律依據。”他說。
上海匯業律師事務所的周開暢律師說：“我國現行法律中對考試作弊究竟如何定性尚無明確規定。一般來說，作弊者均由教育行政部門按‘違規’處理，但按照違規處理的話，顯然處罰力度還遠遠不夠。”周開暢律師透露，有關方面已經在討論考試立法問題，對于組織、參與考試作弊的人員有望依法進行懲處。
熊丙奇教授則認為考試作弊“事實上已經構成泄露國家秘密罪”，“并非我國現行的法律治不了有組織作弊者的罪”，“而是在各方利益的制約下不了了之，導致作弊分子日益猖獗。”
熊丙奇教授認為，真正需要提高的是有關部門“依法治教的意識”。他說，“對于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教育界內外人士，大多沒有敬畏之心，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因此，即便有所謂的《考試法》出臺，考試作弊依然無法拒絕——監考老師幫忙作弊、不把作弊行為記錄在案、接受舉報單位不受理舉報、受理舉報而不公開處理，諸如此類，只能讓大家徒嘆奈何。而那些高級的防備技術，則有可能成為作弊者更好的‘幌子’。”
而復旦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碩士研究生羅錚則認為：在“重拳出擊”嚴懲作弊的同時，必須采取有效的預防措施。羅錚認為，考試作弊現象的泛濫“恰恰反映了現代社會誠信缺失的現狀，不少學生對考試作弊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種社會之怪現狀折射出了學生的誠信意識淡薄”，因此，“必須加強學生的誠信教育，建立每個考生的考試誠信檔案，加大考試作弊成本。”
誰來為考試“減負”？
談到如何預防和懲處考試作弊問題的同時，一個極易被忽視的問題其實也應引起我們的深思：在我國，考試為什么能讓學生拋開道德的譴責而頻頻作弊？
熊丙奇教授認為：“當前我國的國家考試，之所以作弊事件頻發，根源在于一次考試對一個人的前途“意義重大”，考試被賦予了太多考試以外的意義——四級考試不達到規定分數，拿不到畢業證書；高考考場落敗，人生道路將完全改變——考試成績與個人真實能力、素質相背離——用人單位在乎‘人才’有無英語證書，卻不對人才進行現場英語考核，甚至不考慮英語是否真能在實際工作中派上用場。
“其次，我國大學入學體制具有‘嚴進寬出’的特點，大部分因作弊僥幸進入大學者，很少有達不到大學較高學業要求而被掃地出門的憂慮。這樣的教育體制，毫無疑問，會讓部分學生以‘步入大學校門’作為學習的奮斗終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部分人為‘跨入大學校門’而鋌而走險。”熊丙奇認為。
還有一些網友認為：當前我國的學生評價體系不完善，德、智、體、美、勞中對‘智’太過偏重，考試在學生的評價體系中權重過大，‘一考定終身’的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誘使學生鋌而走險。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碩士羊凱江說：“教育是個系統工程，減少考試作弊，必須既治標又治本。應從制度入手，改變單一以‘智’取人的做法，真正讓學生實現全面發展。現在有些大學已經廢除了將英語四六級證書與學位掛鉤的作法，這是個進步。同時，需要加強學生道德教育，讓學生明辨是非曲直，擁有誠實正直的品質，從內心感到作弊是可恥的，只有這樣才可能正本清源。”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一些地區的教育機構已在嘗試對學生考核方式進行改革，以減少作弊的發生。例如增加平時成績在總評成績中的比重；變單一的閉卷考核為多種形式相結合的考核，如課堂討論、課堂發言、社會實踐等”。但“這樣比較合理的考核形式如何在大規模考生中推行，尚需有關部門研究”。
對于根治作弊，保障考試安全的問題，羊凱江表示：“金錢雖然可以為防止作弊、保障考試安全起到資金支持，但要想將考試安全真正落到實處，還有賴于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以及我國整個教育體制改革的向前推進。”(陳瓊珂
劉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