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一個覆蓋了3000名中國地方官員的調查顯示，六成以上的官員不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問世。這個調查也印證，少數官員中存在著高危易感行為。目前已被查處的腐敗官員中，一些人擁有多名情婦，人們通常譴責其道德水準低下，而在專家看來，性伙伴越多意味著感
染和傳播艾滋病病毒的幾率越高。
三千名官員的艾滋病答卷
□本報記者 李虎軍
這是一個覆蓋了3000名中國地方官員的調查，調查結果令人憂慮。
調查表明，有六成以上的官員不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問世。
有三成官員贊成“將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與健康人群隔離”。
已被查處的腐敗官員中，一些人擁有多名情婦，人們通常譴責其道德水準低下，而在專家看來，性伙伴越多意味著感染和傳播艾滋病病毒的幾率越高。
這個調查也印證，少數官員中存在著高危易感行為。
調查由艾滋病政策專家靳薇及其同事主導，今年10月份結束，調查的對象是15個省市的部分地廳級、縣處級官員。
在對艾滋病防治政策進行選擇時，地方官員的內心彷徨更應引起重視。
不久前，哈爾濱疾控中心公開組織性工作者開展艾滋病預防培訓，就引起警方異議，一條重要理由是“不符合國情”（《政府辦“小姐培訓班”引發爭論》）。
此次調查顯示，在“您是否同意‘大力掃黃禁毒打非是防止艾滋病擴散的唯一途徑’”這個問題上，竟有近一半人選擇“同意”，另有5％選擇了“不知道”。
地方官員的答卷知曉率
從去年9月到今年10月，身為中央黨校教授的靳薇牽頭組織了部分省市級黨校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培訓和倡導活動。此項調查是活動內容之一，參與調查的共有河北、寧夏、山東青島等省（區）市黨校的3000多名學員，其中大多為地廳級和縣處級官員。
調查表明，盡管15省市地方官員文化程度都在大學以上，對艾滋病相關知識卻不夠了解。例如，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問世的官員不足四成。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委黨校參加培訓的200位官員中，這個比例更是只有約兩成。
“當時我感到非常驚訝，知曉率低到如此程度，確實不可思議，”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黨校主持調查的副教授楊立賓說，“那么多的領導干部對于艾滋病這個社會問題不去搜集基本信息，不去思考，又怎么去決策呢？”
靳薇曾于2001年至2003年間，在中央黨校接受培訓的官員中做過類似調查。她說，與那次調查相比，官員對艾滋病某些知識的知曉率有所增加，比如更多的人知道艾滋病可以通過血液傳染，“但官員對艾滋病的歧視和恐懼，并未隨著對傳播途徑的知曉而大幅減少”。
根據此次調查，近三成官員贊成“將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與健康人群隔離”。當下屬感染艾滋病時，約五成官員選擇“替下屬保密，允許其繼續工作”，其他官員選擇“開除下屬”、“公開其病情”、“不知道該怎么辦”。
但有近四分之一的受訪官員認為艾滋病防治與其工作“無關系”，或者“不知道有無關系”。
少數官員為易感人群
15省市官員的個人性行為選擇，也被納入到此次匿名調查之中。調查報告稱：“中國社會轉型、體制轉軌帶來的社會文化多元化，也表現在官員的行為選擇中。”
對于“為了預防艾滋病，您個人的行為作何種選擇”的問題，選擇“只與一位性伴侶交往”的近七成，選擇“盡量避免婚外性行為”的約半數，選擇“每次性行為都使用安全套”的三成多一點。這些官員中，男性占七成多。
在黨校接受艾滋病課程培訓以后，官員們對待個人性行為的態度并沒有太大變化。選擇“每次性行為都使用安全套”的增加了約17％，但選擇“只與一位性伴侶交往”和“盡量避免婚外性行為”的分別增長了約3％和4％。
“在一部分領導干部中存在高危易感行為，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某省黨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教授說，“而我們的調查印證，領導干部中較多存在高危易感行為，并且對這類行為的危險性缺乏清醒認識。他們行為選擇的示范作用對社會有較大影響。在這個意義上，領導干部也應該是重要的目標人群。
據《成都商報》報道，四川省委黨校（四川行政學院）在學員中開展艾滋病培訓時，曾組織召開過一次“記者招待會”。
現場一位“美國記者”的提問，讓所有人嚇了一大跳：“雖然貴市稱目前沒有發現艾滋病感染者，但社會上傳言貴市市長已經感染上了艾滋病……”
不過這只是一次模擬，這個刁鉆問題的提問者是某縣的縣委副書記，他扮演了一名“美國記者”。
自2002年起即在四川省黨校主持艾滋病政策培訓的羅振宇教授說：“根據我們了解的情況，少數領導干部在生活上不檢點，有嫖娼行為，而任何人發生不安全的性行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影響最有影響力的人
“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個老大難
，但‘老大’一出面就不難。在黨校這個領導和‘老大’非常集中的地方開展艾滋病防治培訓，對推進整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副會長沈潔說。
靳薇還有一個“野心”：在中央黨校和各省市黨校的支持下，靳薇將中央黨校的艾滋病培訓模式推廣到了22所省市級黨校。其中，有15所黨校在培訓前后分別進行了問卷調查，并對少數學員進行了面對面的訪談。
同樣是前述的官員，培訓結束后回收的2500多份調查問卷表明，官員們的艾滋病知識和觀念均有了明顯變化。其中，知道目前仍沒有艾滋病疫苗的比例增加了四成多；不同意“將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與健康人群隔離”、當下屬感染時“替其保密，允許其繼續工作”，以及認為艾滋病防治與自己工作“有關系”的比例均增加了一成以上。
據靳薇介紹，不少黨校曾經擔心艾滋病培訓在官員中引起反感，但官員們的評價大多不錯，有位甘肅學員就說，他一開始以為組織上關心“小我”的健康，后來才知道是關心“大我”的健康。
在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看來，黨校開展艾滋病培訓不僅是為了艾滋病防治，“我們在中央黨校和省市黨校開展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倡導活動，目的在于讓各級政府官員提高處理公共衛生危機和其它社會危機的能力，提高管理社會、建設和諧社會的能力。”
讓人覺得沉重的問題
在河北省黨校參加培訓的學員中，既有一些高校的領導，也有一些縣市或廳局的領導。有些高校領導表示以后要在年輕學生中進行培訓，而縣市或廳局領導卻大多沒有下文。
類似情況在其它省市也普遍存在。靳薇說，政府官員艾滋病相關信息的知曉率提高了，當然值得高興，但決策行為改變方面的成效仍然微乎其微，“這是讓我覺得沉重的地方”。她認為，官員在決策時要考慮多種現實問題和利益關系，“這是他們內心彷徨的原因”。
河北省黨校王宇飛教授也分析說，許多省市在主要領導政績考核內容中，并未列入公共衛生、環保等指標，考核體系也不夠科學和完善，艾滋病問題成為一些領導干部工作的“盲點”也很自然。
更有甚者，一些地區仍然將艾滋病疫情當作核心機密。一位黨校教授說，她所在城市的很多官員都不知道本地已經出現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而某省黨校的一位教授去省衛生廳了解艾滋病具體疫情時，被告知此乃“核心機密”。
“中央政府已經要求各級地方政府公開疫情，但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社會安定和經濟利益等方面的考慮，仍然在對公眾隱瞞疫情。”靳薇說。
某省黨校一位教授還提到，有的領導對防治形勢很清楚，也向有關部門申請到了深入開展工作的資金，但投資單位對資金卻缺乏嚴格管理。
靳薇并不奢望幾個小時的報告和研討就能讓官員們的態度和行為發生徹底轉變。但她補充說：“教育不是萬能的，不教育是萬萬不能的。”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