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體沙包，讓女人發泄”。
近日，這樣一則廣告出現在某報的分類廣告中。雖然只是寥寥幾個字，但還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當記者撥通當事人的電話，并與其進行深入的接觸后發現，出現在濟南的這個“人體沙包”，絕不像過去在各地街頭曇花一現的挨打掙錢者。
他們有一個
簡單的組織，有專門的“從業人員”，有詳細的收費細則，最關鍵的是，他們招來了大量的“消費者”。
服務地點顧客定
收費標準可不低
7月7日上午，根據廣告中留下的手機號碼，記者與這個“人體沙包”組織的負責人取得了聯系。接電話的是一位男子，自稱姓馮(下文均稱“馮”)。
記者：如果需要你們服務，地點誰提供啊？
馮：我們也可以提供，就是租的房子。不過大多數人都是在賓館開房間，然后我們過去，也可以到你家去。聽你的。
記者：那你們的收費標準呢？
馮：那要看你是怎么個打法。
記者：你們都允許怎么打啊？
馮：手打，腳踹，口咬，主要是這三種。手打是一分鐘50-60元，但是不能往頭上和襠部打。如果用腳踹，那還要分穿鞋還是不穿鞋、穿的是皮鞋還是運動鞋。不穿鞋好說，一分鐘100元。要是穿皮鞋，你也知道，因為比較硬，一分鐘就要200元。
記者：那要是咬的話，又怎么收費呢？
馮：咬是按“下”收費，也分好多種，主要是看你咬哪個部位。我們一般是讓咬肩膀上、身上，50元一下。
工作收入低
做起“人體沙包”
7月7日下午，記者在泉城廣場附近約見了馮。在經過一番談話后，記者決定向他如實公開身份。一開始時，馮還顯得有點緊張。當記者表明“只是要記錄這種社會現象，也希望社會知道你們的酸甜苦辣”的意圖后，馮也逐漸地向記者敞開了心扉。
他告訴記者，他來自河南，已經在濟南打工四五年了。在決定從事“人體沙包”這個行業前，他曾在一家離婚調查公司工作過幾個月，但待遇不是很好。“一個月就500多塊錢，整天到處跑。很累，也剩不下錢。”
由于當初工作時看過一些資料和外地報紙，再加上獨特的工作經歷，他產生了開個“人體沙包”組織的想法。“現在社會壓力大，我覺得好多人都需要發泄。”
每天數十人咨詢
絕大部分是女性
馮說，打出“人體沙包”的廣告后，打電話咨詢的人特別多。從早上九點到晚上十一二點，他每天能接到十幾個電話，多的時候能到二三十個，而撥打電話的人絕大多數是女性。
一女“發泄”扇耳光
一次“消費”數千元
前幾天，一位女士在中午時撥打了馮的手機。讓他沒想到的是，這位女顧客只是簡單問了服務內容和收費標準，直接就表示成交。但同時也對馮“最好不打臉”的建議置若罔聞，強調“我就是要扇耳光！”由于擔心自己的人被打出問題，馮告訴她，提供“沙包服務”的必須是兩個人，以減輕一個人的承受量。
等到馮挑選的兩個人到了“服務”地點之后才發現，這位女士為此專門在解放橋附近某旅館開了個房間。兩個“人體沙包”走進房間，一番簡單的對話后，他們就擺好姿勢。隨后，這位看起來三十歲左右的女士一口氣扇了兩人三十幾個耳光。最后，她越打越投入，甚至還罵了起來。
說起當時的情景，馮言語中有些慶幸。“剛開始的時候，力氣比較大，打了十來個以后(力氣)就小了。”整個過程下來，不到十分鐘。這位找“人體沙包”發泄的女士，用3500元現金為這次消費買了單。
打之前可簽“合同”
每月能掙幾千元
記者：你們干這行，專門學過防護知識嗎？
馮：我去年學跆拳道的時候學過一點，他們幾個小時候都練過點武術。不過，因為(顧客)畢竟都是女同志嘛，力氣一般都不是太大。
記者：那一旦打出什么問題怎么辦？比如說，嚴重受傷或者意外死亡。
馮：那和她們沒任何關系！但一般也不會有什么事兒。要是看她們往死里打，我們也不會同意啊。對吧？
記者：是否在打之前可以簽定合同，分清責任？
馮：沒問題！可以根據顧客的要求簽個合同。
馮告訴記者，既然選擇了這個工作，當初就有了心理準備。“現在什么工作都不好干，我們既然選擇了，那就認了。”從他談話的表情中，記者看到，對于目前的這個“工作”，他本人是有些見不得陽光的感覺的。
“我那幫朋友，現在每月接那么幾個活，就能收入幾千塊錢。”他這樣自我安慰似的告訴記者。
挨打之后不痛快
“沙包”也需要發泄
收費標準這么高，并且“業務量”也不小，那么“沙包”們豈不是很快就能暴富起來？
說起這個問題，馮的表情比較復雜，語氣明顯緩和下來。他告訴記者，“確實是有時候一次就能掙不少錢，但也剩不了多少。”
在記者的追問下，他說出了內心的感受：“每次挨過打，他們(注：馮的‘同事’)都是自己買點藥就算了。但畢竟都是人，誰愿意被別人打啊？所以，他們經常喝酒、唱歌，以此來發泄。”
馮告訴記者，平時沒有業務的時候，他都是告訴他的那幫從事“人體沙包”的朋友，“人家打你的時候，一定不要還手。”
記者通過調查了解到，像馮這種“人體沙包”，以前在全國其他城市都曾出現過。那么，這種“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經營”模式是否合乎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呢？本報將繼續關注。
責任編輯：屠筱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