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銀聯、發卡行、收單行三方而言，需要討論的就是兩件事情，一是向消費者收取盡可能多的費用，二是內部利益分配關系的理順。在三方就利益均分問題達成共識后，看似一度沉寂的跨行查詢收費最終以最高費用面世，而消費者則只有照單掏錢的份了。”
表面上的偃旗息鼓其實是要更大規模的卷土重來，跨行查
詢收費正體現了這種高超“軍事作戰技巧”。一度被迫延期的銀聯跨行查詢收費一事出現了質的突破，交通銀行正式宣布將于6月起正式收取該費用，而經過一再修改，最終確定的收費總額為0.3元。
銀行跨行查詢收費額提法始于今年年初，其后又曾出現過4月1日和5月8日兩個版本。歷經四次時間規劃和三次收費標準變動，最終才得以實施，足以說明此項收費之困難。而直接制約此項收費變為現實的因素就是銀行卡消費者的強烈反對。據《新快報》委托零點公司的調查顯示，67.1%的廣州市民認為對銀聯卡跨行查詢收取手續費屬“不合理”收費（4月10日《新快報》）。那么一度難產的收費，最終能夠順利誕生，而且是超重量誕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銀行卡收費的問題，涉及四個當事方：中國銀聯、發卡行、收單行和消費者。表面看來四個當事方關系錯綜復雜，利益不一，因此有可能導致在收費問題上形成一個較為均衡的博弈結果。但事實上卻并非如此，前三方其實存在著緊密的利益紐帶關系，真正被孤立的只有消費者一方。
事實上，2002年3月成立的中國銀聯，其股東就是80多家國內金融機構。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無一缺席，招商、中信等股份制銀行也占據了相當的股份。這樣，無論是發卡行還是收單行，只要是內資銀行，都同銀行卡收費的主體———中國銀聯之間存在著雙重紐帶關系：既是銀聯的客戶也是銀聯的股東。這就意味著銀聯通過擴大收費而獲取的盈利可以通過分紅方式返還給各個商業銀行。既然如此，只要擴大收費就能夠使得相關三方獲益，何樂而不為呢？因此對于三方而言，需要討論的就是兩件事情，一是向消費者收取盡可能多的費用，二是內部利益分配關系的理順。
由此，在銀聯、發卡行、收單行三方就利益均分問題達成共識后，看似一度沉寂的跨行查詢收費最終以最高費用面世，而消費者則只有照單掏錢的份了。
事實上，縱觀消費者對于跨行查詢收費的態度，我們發現，消費者并非一味的拒絕，與前述67.1%的廣州市民反對的態度對應的是，共有52.9％的廣州市民認為在必須收費的情況下，收費標準應不超過0.2元/次。可見，如果說消費者對于收費行為出現反感，屬于自然的第一反應的話，那么理性告訴消費者，如果必須收費，你需要告訴我合理的價格。在市場經濟中，較多買方和較多賣方構成的競爭性市場是能夠自然形成合理的價格，對此消費者不會有任何質疑。但是，對于以銀聯為主體，包括國內銀行在內的銀行卡收費利益團體而言，根本無法實現這樣的合理價格。
不僅如此，其實銀聯從誕生伊始就絕非一家真正意義上的盈利性企業，它擔負著實現金融高速公路建設，也就是降低經濟活動交易成本的社會使命，對此銀聯總裁萬建華也曾明確表示，“銀聯開展業務不可能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要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而正是基于銀聯的外部社會效益，當初在發起組建該公司時就人為地選擇了獨家壟斷的形式，但是這種壟斷形式是為了謀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為了形成與消費者對立的利益團體。而這樣的利益團體提供的單方面價格，確實難以讓消費者信服。
對于70％消費者一致反對的收費項目，商家敢于推出嗎？如果答案是肯定，那么我們也可以肯定地講，這個商家不是一般的商家，而對于不一般的商家，同樣需要不一般的規制和監管。馬紅漫（上海經濟學博士生）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