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領導人一起飛向世界
一排相框闖入眼簾一張是集體合影，正當中坐著國家主席胡錦濤；另外三張則有些模糊，照片上西裝革履的李建江望著鏡頭，背后分別是幾位國家高層領導的側影。
走進這個溫州打火機生產商鋪滿淺灰色羊毛地毯的大辦公室，這是落座后第一眼的所見。
照片拍攝于加拿大，當時他正隨胡錦濤主席一起出訪那個楓葉之國。
“可惜主席跟我握手的時刻沒拍下來，”44歲的李建江點了支煙，從辦公桌前移到會客沙發上，細細端詳對面的合影，“不過還是覺得非常非常榮幸，以前這是想都不敢想的。”
與李建江感受相同的還有許多同鄉，包括鞋商、警燈生產者和做水彩筆生意的人。多年以前他們同樣不曾想過會擁有如此多的財富，而現在他們都在客廳里的同樣位置掛著類似合影。
如同在許多西方國家曾發生過的一樣，溫州商人這個從社會邊緣成長起來的新興階層正在為進入主流社會而竭盡全力，跟隨國家領導人出訪無疑是這種努力的回報。從2003年起，已有40多位溫州商人與胡錦濤、溫家寶和吳儀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飛往了世界各地。事實上，這些故事無疑可從各種角度解讀，但無論如何，這一幕幕卻折射我國走向與融入世界的努力。
陳時升是其中最早的5個人之一。
49歲的陳瘦削而溫和，說話時語調宛如小學老師般輕聲細語，多少讓初識者有些詫異——這位當年的電器修理工創辦的星際實業，如今是中國最大的警燈警報器廠商，去年他又參與組建轟動一時的中瑞財團并擔任執行董事。
冒出隨領導人出國的念頭，是在2002年。當時他在電視里看到新希望集團劉永言跟隨領導人出訪，那一剎那，“我興奮極了——第一次看到領導人帶民營企業家出去。”
年長一些的溫州人，會完全理解陳時升的興奮。
20年多年前，上級曾經連發兩個緊急文件“打擊投機倒把”。當時，在溫州，8位經營螺絲、礦燈等小商品的溫州人因“投機倒把”被全國通緝。大多數為生計所迫的當地人，要么在光線昏暗的家庭作坊里夜以繼日做手工活，要么東躲西藏在全國各地推銷作坊里的產品。
而現今，在全國各地呼嘯閃爍的警燈中，有一半以上出自陳時升的工廠。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斷上升，3000多萬家私營企業創造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60％。
隨之提高的，是民營企業的地位。1993年，中國修改憲法，承認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2年，“十六大”前所未有地為一位民營企業家安排了一場記者招待會。
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家的身影也開始出現在外交場合。中國正在國際上尋求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但外界總是認為那里只有政府掌控下的國有企業才能生存。自然，最好的證明莫過于讓民營企業家親口向心存疑慮的西方人講述他們的故事。
溫州人從來不會坐等機遇降臨。陳時升開始密切關注領導人的出訪安排。很快，他看到了可能性——2003年底，總理溫家寶將攜經貿代表團出訪非洲。
此前，陳已經打聽清楚，通常是貿易促進會組織出訪。一次，在飯桌上陳向溫州貿促會的人提出了申請隨團指標的想法。
很快，溫州分到了2個指標，陳通過各項審查，如愿入選。
12月，身穿溫州的“法派”西服和“奧康”皮鞋，帶著當地特產甌繡和幾盒嶄新的名片，陳時升和另外4位溫州商人一起登上飛往埃塞俄比亞的航班。據說，其中3位同鄉是直接從北京申請的指標。
這是溫州商人第一次隨國家領導人出訪。當時同機的大多是國有企業負責人。兩年后，陳時升再次隨胡錦濤主席出訪加拿大，他發現，70多名同伴中許多是民營企業家，僅溫州就有14人，有主動申請的，也有應邀而來的。
出訪的日子興奮而忙碌，除卻馬不停蹄地參觀、交流外，輾轉于各個國家與地區間的航程往往安排到凌晨，即使有一點空閑也都被當地熱情的人們填滿了。
在埃塞俄比亞一個聯合國會議中心，非洲各國都派出人員到處“攔截”中國企業家，把他們拉到自己精心布置的展廳去——在那里，一些高級官員，甚至是副總統，正等待著向中國客人推銷自己的國家。
在美國，每當一天的正式活動結束后，總會有當地企業家找上酒店來，其中一位甚至執意把幾個溫州人拉到他的公司，那里一片漆黑與寂靜，因為員工都下班了，他臨時叫人來打開了大門。
生產鞋子的余容岳出訪間隙抽空去拜訪西歐的客戶，對方聽說他是跟總理一塊來的，“眼睛都亮了”；生產打火機的李建江隨團飛往美國邁阿密那天，正是2005年9月11日，大批美國警察嚴陣以待，機場安檢排起長隊，但聽說他們是來自中國的經貿代表團后，機場專門開啟綠色通道，幾名警察帶領中國企業家直接通行，幾乎沒有任何停滯。
出訪中，也有讓溫州商人哭笑不得之時。一次，美國中小企業家與中國團的交流中，有人問：“你們現在能吃飽飯嗎？”當陳時升回答“我的生活水平可能跟你差不多”時，那個美國人吃驚地瞪圓了眼睛。
在美國人面前，溫州人用財富表達了自信；在國內同伴中，溫州人更絲毫不比別人寒酸。他們往往穿著“ＢＯＳＳ”、“ＺＥＧＮＡ”等名牌衣服和數千元的意大利皮鞋，即便是短途航班也常常選擇頭等艙。在沒有安排午餐酒的葡萄牙餐桌上，溫州人每頓都悄悄搶著為每瓶一兩百歐元的酒水埋單，還時常豪爽地送給鄰桌。
“得讓別人明白，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其中一位埋單者說，“我們也不是過去的我們。”
兩次出訪，陳時升算了算，平均每次四五萬元，而另一位同行者則說需要花費18萬，也有人說是30萬。不過他們一點也不在意這些差別，每個人都說，“這點錢，算得了什么？”
也許人們會認為這些商人期待的是比成本更高的收益，不過其實像周家儒這樣的幸運兒并不多。
周是溫州一家汽車零部件生產商，在加拿大的晚宴上，他的同桌是當地一家最大的同行的董事局主席。這位主席正在尋找合作伙伴，見到周后當即拍板11月份到溫州考察。
與這種“邂逅”不同，陳時升則是“尋找”到一位已退休的美國海軍副司令。在第二次出訪的日子里，他利用一切機會拜訪客戶或者結交名流，跟那位前海軍副司令的聯系正是貿促會駐洛杉磯的代表和一位當地華人牽的線。陳說，“我想，在警界他會有一個龐大的網絡，但能否合作還需要時間。”
那種以為出訪一次就能拿到多少訂單的想法很糟糕，至少黃聯鑫如此認為。這個生產水彩筆的商人說，“沒有哪個傻瓜會一見面就塞個大單，要先交朋友再做生意。”
交情延續，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陳時升跟美國那位前副司令時常互通Ｅｍａｉｌ，李建江跟青島的一家企業開始商談合作，而跟隨溫家寶總理一起出訪葡萄牙的9個溫州企業家自封為“歐洲幫”，關系熱絡。
不過，更多人看來，生意只是商人們期望值中的很小一塊內容，更多的目的是通過參與這種隱含政府信用的活動獲取其他利益。4月20日，一個當地學界的討論會上，這個話題引發了爭論。
在溫州研究者洪振寧看來，這些商人只不過努力想進入一個檔次、品位更高的圈子，而他的老朋友——活躍的評論人士金輝則提出要警惕另外一種可能性，“在中國的土壤上，這種西方國家里常見的行為很可能蒙上非商業的色彩，那將會是一條死胡同。”
盡管備受爭議，溫州商人們卻依然對出訪不改熱情。一位正在積極聯系的服裝出口商告訴記者，“我們根本不會斤斤計較——對于那些會讓我們覺得自豪的事情。”
同樣讓他們覺得自豪的事情之一，是在大學演講。最近，溫州大學連續邀請十余位當地老板為學生講述創業故事，所有企業家都做了精心準備，有人甚至專門帶了攝像師全程錄像。
“我們都沒讀過幾天書，被大學請去講課，比白給我幾萬塊錢還高興。”在一個新近流行的日式餐館里，5個溫州企業家一邊熱烈討論，一邊要了牛排。他們中有2個人右手持叉、左手持刀，牛排在盤子里被切得吱吱作響，直到服務員輕聲提醒大家吃西餐的禮儀。
這一頓，學會吃牛排的成本是1328元。“貴？這有什么關系？”其中一位拿反了刀叉的企業家說，“以后我就是一個紳士了。” 南方周末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