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淫這種原來最觸犯鄉村道德的行為只是遭遇了一般的道德譴責，最后甚至變成一種風氣、一種炫耀的資本。
可怕的是，在鄉村普遍受到尊重的教師，居然會為蠅頭小利，把學生推進火坑。
撰稿／賀莉丹（記者）
2006年1月4日，湖南迎來新年第一場小雪，衡陽縣石市鄉中白村一處簡陋的農舍中寒氣
逼人，15歲的女孩劉紅玲（化名）躲在四壁透風的家中，撥弄著若隱若現的爐火取暖。
離劉紅玲家數百米，就是衡陽縣石市鄉金屏片中學。9個月前，劉紅玲是金屏片中學的一名初三學生。如今，尚未畢業的劉紅玲不愿意再回學校，“沒臉見人了”，她低頭告訴記者。
2005年4月，在小學班主任劉運秀的勸說下，劉紅玲輟學去廣東“帶小孩”，卻落入劉運秀之子劉強設好的圈套，被脅迫賣淫多次，農村女孩劉紅玲的命運從此改寫。
勸誘
石市鄉中白村距離衡陽市區大約有5個小時車程，地勢偏僻，連日的雨雪使得這個小村莊與外界連接的唯一一條土路泥濘不堪。
看見陌生人，劉紅玲的眼神有些躲閃。在父親劉良彪眼中，女兒原本活潑可愛，如今卻經常沉默不語甚至眼神恍惚。記者提及“劉運秀”這個名字時，劉紅玲的眼神中流露出明顯的恨意。
劉紅玲和劉良彪向《新民周刊》記者回憶了事件全過程：
2005年4月，石市鄉水口完小的女教師劉運秀找劉紅玲“談話”。劉運秀曾是劉紅玲小學六年級的班主任，兩家又同在一個生產隊，但劉紅玲自認為她們之間“接觸不多”。
劉運秀對劉良彪說，她的大兒子劉強在廣東東莞開了個百貨店，生意忙不過來，想找劉紅玲幫他帶小孩，一個月工資500元。
4月18日，劉運秀將劉紅玲及其同班同學蔡麗鳳叫到辦公室，“談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劉運秀以每月工資500元、外加包辦畢業證為條件，勸兩名女孩去廣東打工，并要劉紅玲為其尋找愿意同去的女同學。劉紅玲告訴劉運秀，“要到6月份才滿15周歲，沒有身份證”，劉運秀當即表示“我兒子那里不需要身份證，店里就是請不到人”。
“她以一名老師的尊嚴向我們保證沒有問題。”劉紅玲強調。在劉運秀的再三保證下，劉紅玲口頭答應了去廣東幫忙“帶小孩”。
4月19日早晨，劉運秀專門跑到劉紅玲家，勸說劉良彪：“學校校風不好，晚上學生打牌，你女孩成績也一般，高中也考不到，不如早出去掙錢。”劉運秀保證，可以托她在中學教書的小兒子辦畢業證，但是讓劉良彪保證“不許講出去”。
劉良彪是一個殘疾人，家里一貧如洗，18歲的大女兒在廣東省花都市的一家制衣廠打工，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12點，一個月工資不過500多元。“我想想覺得劉運秀說得有道理，于是就答應了。”劉良彪回憶。另一名女孩蔡麗鳳則因為爺爺阻擋，未去廣東。
劉運秀的大兒子劉強馬上從廣東趕回衡陽縣老家，將劉紅玲帶上開往廣東的火車。
噩夢
隨后發生的事情宛如一場噩夢。“如果我早知道劉運秀是要女兒去干這個的，絕對不會同意讓她去的！這個老師的心好狠……”劉良彪事后追悔莫及。
到了東莞大朗鎮后，劉強安排劉紅玲住在一棟居民樓的四樓。幾天后，劉強向劉紅玲索要10天來在其身上所花的錢共計600余元，劉強的舅舅舅媽朱正初、彭芬糧和他們所帶的17歲的賣淫女唐春香等人則開始每天做劉紅玲的“思想工作”。劉紅玲哭著求他們開恩，得到的回答卻是“不賣淫便打死你”的威脅。
劉紅玲稍有不從就被拳打腳踢，從5月2日至5月20日的19天里，劉強先后強迫劉紅玲賣淫50多次，得到的13600元被朱正初、彭芬糧幾人按比例分配。“那段時間里我被軟禁了，24小時有人看守，僅有的幾次打電話機會，劉強都守在旁邊，根本無法求救。”劉紅玲說。
記者從衡陽縣警方了解到，2005年4月初，劉強和妻子席細春到廣東省東莞市大朗鎮的舅舅朱正初租住處，他問朱正初：“現在這里有什么生意好做？”朱正初回答：“隨你做什么生意都沒有這一行生意（指帶女的賣淫）的錢來得快，你想辦法帶幾個小妹子來。”劉強便打電話給母親劉運秀，叮囑母親要以找保姆的名義幫忙“找妹子”。
據說，劉運秀在警方筆錄中承認，自己按照兒子劉強的授意并委托他人，以“帶小孩”的名義找年輕女孩，每名女孩的“介紹費”是50元。
5月20日晚上12點，乘看守者不備，劉紅玲終于逃離苦海。劉紅玲來到一家毛織廠打工，毛織廠負責人楊琪軍事后回憶，“劉紅玲進廠后只知道工作，出貨率也高，下班后從不離開廠舍，整天都是默不作聲”，后來“才知道她是怕再被強迫她賣淫的人抓走”。
這段時間，劉良彪向劉運秀多次詢問女兒下落，劉運秀均稱“不曉得”。
6月13日，得知女兒下落后，劉良彪與另外兩個親戚將劉紅玲從廣東接回衡陽縣，又向衡陽縣公安局治安大隊報案，警方數次南下廣東與東莞警方聯合展開抓捕行動，涉嫌組織賣淫的犯罪嫌疑人劉強、朱正初夫婦和唐春香被衡陽警方逮捕并押回湖南。
經衡陽縣法醫鑒定中心的法醫鑒定，劉紅玲在賣淫期間被感染上尖銳濕疣、非淋病性宮頸炎，極有可能導致終生不育。
“以往的伙伴們都不愿意跟我玩，村上村下也開始議論我，都看不起我。”流言四起，劉紅玲寧愿呆在家里。
為了治病，劉良彪全家借款2萬多元。劉紅玲告訴記者，在“官司”結束之后，為了還清這筆巨額債務，她仍然會選擇打工，“以后我會小心，姐姐反復叮囑我一句話‘不要太相信別人’。”
“雙面”
記者在湖南當地采訪中了解到，除劉紅玲、蔡麗鳳之外，劉運秀還勸過彭麗、劉萍萍等其他3名女孩到廣東“帶小孩”。“以前我在讀書時并不覺得人有這么復雜，也不知道身為老師的劉運秀為了錢可以做出這種事情！現在，我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傷。”劉紅玲的言辭中滿是沉重。
57歲的中白村村支書劉良蓋告訴記者，中白村有500多人、117戶，在這個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山村中，村民的主要經濟來源除了耕種人均6分地的水稻以及喂豬、養雞外，20％的村民都外出到衡陽市和廣東去打工，以掙取每個月300元到600元不等的收入。
在劉良蓋眼中，劉運秀家的經濟條件是全村經濟條件最好的，而劉良彪家是村里貧困戶，由于沒有勞力，劉良彪家的人均年收入不到500元。
作為全村文化水平比較高的劉運秀，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學校里教書，跟附近的農戶接觸很少。在劉良蓋的印象中，劉運秀家里有五六分地，丈夫做了主要的農活，劉運秀除了教書之外，只種點菜。劉玉田告訴記者，劉運秀出事后，劉運秀家人將中白村的房子以1萬多元的價格賣給了同生產隊的農戶，全家搬到了石市鄉石頭橋。
劉紅玲從廣東回到家鄉后，劉良蓋和其他村干部曾經找劉運秀調解過兩三次，“我們的意思是讓她出點錢，把妹子的病治好，把這件事處理好，可是她非要爭到底！這明顯是犯法的事，到了最后，她就是不認錯！”劉良蓋和一些村干部議論紛紛，他認為：“一個老師不可能不懂法，劉運秀是沒有把這件事看成一件違法的事！”
“工作要強、不甘落后”，這是記者在衡陽縣石市鄉水口完小采訪時聽到的對劉運秀最多的評價。“農歷九月十九日是劉運秀的50周歲生日，但她沒能等到過完生日就出事了。”一位女教師告訴《新民周刊》。
石市鄉水口完小校長劉順初告訴記者，49歲的劉運秀從1977年開始在水口完小擔任民辦教師，90年代初期，劉運秀考上衡陽市第三師范學院，經過一年多的培訓后，劉運秀再次回到水口完小工作，并轉為公辦教師。
在擔任鄉村教師將近30年的經歷中，劉運秀教過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所有年級，她主要教數學，也同時教低年級語文。就在出事之前，劉運秀還任教六年級數學并擔任班主任。
“劉運秀的教書很負責，工作上說一不二，幾乎每個學期都得到學科獎。”劉順初評價劉運秀：“單從工作上講，她幾乎是水口完小最好的老師。”
劉順初認為，“作為人民教師，做出這樣的事太不應該！但劉運秀的‘變化’在學校里根本看不出來，從4月份到6月份她都沒有任何異常的表現。”直到2005年6月20日左右，當地公安局到學校來找她，學校才知道她出了事。
劉順初介紹，劉運秀在開學之初就被勞教了，再沒和水口完小聯系過。
“雪崩”
2006年1月10日，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農村問題專家曹景清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分析：“事發地是貧困農村，本地發展空間很少，農民的貨幣收入都是依靠外來打工。農村一般被認為是傳統道德固守比較嚴格的地方，但是在傳統社會向貨幣經濟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農村的道德底線出現‘雪崩’情況。”
曹景清認為：“農民在子女教育、農業生產、燃料支出等方面的消費和支出結構開始貨幣化，增加貨幣收入成為農民的當務之急，一些為人師表的教師也開始守不住道德底線了。”
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是，“賣淫”在一些貧窮農村成為家族經營的產業。2006年1月5日，記者在衡陽縣檢察院了解到，劉運秀的弟弟和弟媳——衡陽縣富田村尚志塘組農民朱正初和彭芬糧夫婦已在廣東東莞從事介紹他人賣淫活動多年，夫婦倆帶著外甥女譚春香（化名“彬彬”）以及另外一名化名“甜甜”的賣淫女從事賣淫活動。
記者也了解到，在湖南一些貧困農村，一些女孩到廣東等發達地區專門從事賣淫活動，回鄉再為家里造新房屋，她們成為鄉鄰羨慕的對象，被認為是“有本事”。1990年，農村問題專家曹景清到廣西一個農村調研時發現這樣的情況：一個女孩靠賣淫所得在家鄉蓋了第一棟房子，村里有人罵這個女孩不干凈；過了五六年，第二批、第三批女孩也紛紛蓋起了房子，村里的風氣漸漸變了，甚至出現母親領著女兒一起去廣東賣淫的情況。“在社會轉軌過程中，組織賣淫嫖娼的雞頭開始產生，這些雞頭來源于農民，而一些賣淫的婦女也開始加入雞頭行列。賣淫這種原來最觸犯鄉村道德的行為只是遭遇了一般的道德譴責，最后甚至變成一種風氣、一種炫耀的資本。”（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