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增強“造血”功能周慶岳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任務。今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認真貫徹黨在農村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堅持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特別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真正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
的方針，全面推進農村的發展。這是統籌城鄉經濟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治本之策。 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村是弱勢區域，農民是弱勢群體。“弱”就弱在自身發展能力差、市場競爭能力不強。由于先天性不足，再加上長期的二元結構體制性因素，形成了難以解開的“三農”癥結。“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增收。在2004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12.1％高速增長的基礎上，2005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速更是提高到14％，為199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仔細分析這兩年的農民增收情況不難發現，農民收入的增長部分中來自于“多予少取”政策性因素，僅減免農業稅、農產品價格恢復性增長和糧食直補政策三項就占據農民增收部分的相當一部分，真正能利用“放活”政策自我發展增收的農民還是少數。究其原因，就在于農民自我發展能力不強，即便是有發展的機會，具備發展的環境，仍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望而興嘆。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根據，內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發揮作用。據此來尋找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要求各級政府既要跳出“三農”看“三農”，堅持城鄉統籌發展，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通過建立“輸血”機制，落實“多予少取放活”方針，讓“三農”休養生息；同時也要深入“三農”看“三農”，找準突出問題，通過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生產條件，提高以土地產出、科技進步和農民自我發展為重點的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強“三農”自身的“造血”功能，激活農業和農村經濟自我發展的因素，這是“三農”問題最終得以解決的根本所在。
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這已經成為一個共識。減少農民的途徑無非有兩個：一個是通過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帶動農民向城鎮轉移，依靠“打工經濟”增加收入；一個是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通過農業產業化和發展第三產業，引導農民向非農領域轉移，實現就地轉化，依靠“創業經濟”增加收入。
就第一條途徑而言，現實中存在著這樣一對矛盾：一方面大批農民進城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不少招工單位出現了“招工荒”，招不到合適的工人。這對矛盾的癥結主要集中在進城農民的能力上。由于缺乏必要技術，農民進城務工很難，即使找到工作，也是體力勞動或簡單勞動，工資不高。因此，要讓轉移到城鎮的農民“住得下、工作好”，就需要加強對農民的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使之適應工業化、城市化的需求。各級政府應當對農民培訓主動“埋單”，整合社會教育資源，廣開培訓渠道，使農民在進城之前掌握一定的技能，增強他們“闖蕩”的本領。
目前，城市化、工業化發展中增加的崗位難以滿足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增加的需求，僅僅依靠向城鎮轉移農民畢竟有限，還必須扶持農民就地向非農領域轉移，鼓勵農民創業。而目前的條件下，農民創業面臨很多現實困難，創業資本不足、社會化組織程度低、信息渠道不長、技術支持不力，等等。只要政府幫助農民解決這些現實難題，就會大大增強農民自我發展的能力，進而增強農民增收的“造血”功能。這就需要各級政府發揮協調作用，提供“全方位”服務，為農民創業予以多層次、立體式、相互協調、互相促進的綜合性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