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九七回歸之后，這是香港第一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幾乎所有國家都派來了官方代表和游說團，全世界最主要的傳媒也都有龐大的記者團隊尾隨至此；當然，還少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非政府組織及示威人士。他們來到香港是為了世界貿易組織，爭論的是貿易的問題。大部分香港人不理解的是，貿易到底有什么問題呢？香港是
世貿組織的創始成員之一，向來被贊譽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
就讓我們從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入門說起吧。稍具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比較優勢”這個概念，指的是世界各國都有自己最擅長的本領，都有某方面的經濟優勢。如果國際分工恰當，大家各自發揮所長，則全世界都會得到好處，所有人的生活都將改善。第一個系統地總結出這個理論的人是大經濟學家李嘉圖。
李嘉圖在其經典《政治經濟學及租稅原則》中舉過一些很符合19世紀初葉實況的例子，當時英國各地煤料充沛，都市人口集中，再加上工業革命之后蒸汽機的大量使用，使得英國具有他地沒有的優勢，那就是生產棉布的優勢。反觀剛獨立的美國，坐擁大量棉花田，但仍未形成龐大的都市人口，所以美國最好別碰棉布工業，專心生產棉花原料。
根據這種理論，貿易就是大家專心地做好自己的強項，別浪費時間和精力在自己的弱項之上，然后互通有無，就能發揮最大的效益了。可是理論是離不開歷史的，很多在學校念經濟學課本的人都忘了當年正是大英帝國如日中天，混合著殖民經濟的資本主義支配全球的年代。他們更不知道這種想法其實早在李嘉圖之前就很流行了，而李嘉圖本人就是個在這套經濟體系里獲利甚豐的股票經紀。
理論還要受到歷史的考驗。如果美國人當時聽信英國人的話，他們早就變成今天專門生產香蕉的危地馬拉和生產可可的加納了。還好他們沒有，北美的工業家才不理什么“比較優勢”，他們清楚生產棉布的利潤要比種棉花大得多了。美國的獨立和南北戰爭都少不了這批企業家的參與，他們要的是“公平貿易”，才不想又成為英國工業的原料供應者，所以支持獨立；他們既然不種田，所以也用不著農奴，只要自由的勞動力，所以支持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備受歷史考驗的“比較優勢”直到今天，還是很多支持自由貿易和世貿組織者的信條。
歷史上當然有很多因為專心發展自己的“比較優勢”而終于獲利的國家；但是也有很多不管“比較優勢”因而崛起的例子，比如美國。可見“比較優勢”本身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問題不大，但在現實世界里面就并非無往不利了。
很多大力支持新自由主義式經濟全球化的人，都是李嘉圖“比較優勢”說的信徒，認為這是千古不易的硬道理。《紐約時報》的當紅專欄作家湯馬斯·弗里曼(Thornas Friedman)在他的暢銷新著《世界是平的》里面倡言：世界已經鏟平，競爭無可避免。他舉例，假設先進的美國有100人，其中80人從事高階知識工作，20人從事低階勞動；較落后的中國有1000人，里頭只有80個是高階知識工作者，卻有920人是低階勞工。現在經貿自由化了，美國那80個高級人員的競爭是大了，但他們的市場也變得更大，足足有1100人那么多。
問題是美國那剩下的20個工人要怎么去和中國的920人搶飯碗呢？弗里曼提出的處方和大多數學者一樣，別指望政府用壁壘保護你，你們應該自己努力變得和那80個高級同胞一樣，也就是所謂的“自我增值”。這種論調背后的假設就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如果是大量的廉價勞工的話，美國人就都應該轉進向高端的知識工作，致力于自己的強項。
從學理上講這是通的，但現實中那20個人真的能夠成功變身嗎？他們要用多長的時間去適應？他們的生活在這段調整期里會有什么變化？又要付出什么代價呢？過去十年以來，全世界都在見證著這段痛苦的變化歷程。例如韓國自從開放大米市場以來，它數以十萬計的農民收入頓減，負債劇增，生活陷入絕境。所以他們才要到香港抗議世貿和經濟的全球化。
但是經濟學家們坐在書房里一算，就發現不對勁。他們問這些農民：難道沒看到韓國地少山多，比較優勢根本就不在種地嗎？要國家保護他們使之不用和美國那機械化的大農場與中南半島的好天氣競爭，豈不太過自私。更何況市場一開放，韓國全民都能買到更便宜的食物，農夫們堅決抗拒豈不是與所有消費者對立？
如何安頓農民們的生計呢？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辦法和弗里曼相同，就是叫他們轉行。韓國的電子工業不是很強勁嗎？他們的文化商業不是正在席卷東亞嗎？何不棄舊而去做個高階知識工人呢？沒錯，農民從有產階級變成工人是會降低收入，很多種田種了半輩子的人一下子大概也無法增值成游戲軟件設計師。通常在這時候，經濟學家們又會很無奈地告訴你：“這就是殘酷的現實了。”
從香港街頭憤怒的韓國農民身上，我想起大陸那八億農民——朱镕基在中國“入世”之后表示是最令他憂心的一群。經濟學家們又會用什么樣的術語去向他們描繪他們身上的現實呢？
(梁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