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國家進行了17次藥品降價，降價藥品千余種，而山東省城鎮居民的人均藥費支出今年又增長了15.9%……
藥品一降價，回扣空間減少，醫生隨之減少或干脆不用“降價藥”，于是便有了“藥品一降價，便遇安樂死”……
每次藥品降價后，大批同類新藥隨之涌現，一種藥由48元降到12元后，廠家減少一半劑量
推出“新藥”，價格竟賣到36元……
12月14日記者獲悉，來自省城調隊的一項調查顯示，我省城鎮居民人均藥費支出由2001年的237.84元上升到2004年的265.87元，增幅為12%；今年1－11月份，我省城鎮居民人均藥費支出飆升到281.06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5.9%！
而今年9月，國家發改委宣布降低22種藥品的最高零售價格，平均降幅40％，最大降幅達63％，據測算，此次降價金額約40億元。至此，自1998年以來，國家已進行17次藥品降價，降價藥品已達千余種。
藥價雖然一降再降，百姓藥費支出為何卻在上升呢？連日來，記者對這一怪現象進行深入調查。
一位在藥品流通領域打拼了十多年的經理透露，出現這種怪現象與“替代藥品”泛濫有著直接關系。他說，每次藥品降價后，市場上就會有大批同類的新藥涌入，代替“降價藥”使用，從而獲得較高的價格。以治療腦神經藥品吡啦西坦氯化鈉注射液為例，降價前該藥48元/支（規格為8g），降價后為12元/支；然而沒多久，該劑型藥品便受到“冷遇”，生產廠家于是將該藥劑型改為每支4g，劑型雖然減少了一半，但價格升到36元/支！“兩種藥品化學成分相同，生產廠家也相同，只是劑型不同而已”！
這名經理還透露，除了改變規格劑型外，還有一種方式就是廠家變相尋找“替代品”。他告訴記者，像頭孢曲松鈉和頭孢噻圬鈉都屬于廣譜抗菌藥，國家將該藥價格每支由三四十元降到10元左右后，生產廠家逐漸減少此類藥品的生產，轉而擴大生產另兩種廣譜抗菌藥：頭孢噻吩鈉和頭孢尼西鈉，這兩種藥因為是“新藥”，每支價格竟賣到130多元！“多年來，國家多次降低定價藥品價格，但群眾反映效果不大，廠家用同類‘新藥’替代降價藥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目前有的同類藥品竟達數百甚至上千個產品，替代藥品十分泛濫。”
為何會出現這種怪現象？采訪中了解到，降價藥品被新藥取代，除了廠家的原因外，醫院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據透露，受經濟利益驅動，一些醫生依靠開大處方吃藥品回扣，然而不少藥品大幅降價后，回扣空間減少，醫生減少使用或干脆不用“降價藥”。由于降價藥在醫院受到冷遇，廠家也“順水推舟”減少此類藥品生產，轉而尋找替代品，這種因素也使得百姓難以享受到藥品降價的實惠。
此外，“替代藥品”頻頻上市，另一個原因是一些廠家鉆了政策的空子。2001年《國家計委關于單獨定價藥品價格制定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如果企業生產經營列入政府定價范圍的藥品，其產品有效性和安全性明顯優于或治療周期和治療費用明顯低于其他企業生產的同種藥品的，可以向定價部門申請單獨定價。應當說，政府留出“單獨定價”的口子，目的是為了鼓勵廠家研發新產品，但個別廠家利用這種政策，頻出替代品，因此各種“換湯不換藥”的“新藥”便利用改換包裝、劑型、批號等手段重新上市，以此避開政府定價或降價。
一位從事藥品批發多年的老板告訴記者，按程序藥廠申請制定或調整藥品價格，應向物價部門遞交核準申請，內容包括建議定、調價格水平及依據，定、調價格對相關行業和消費者的影響以及與核準定、調價格相關的生產經營成本、產量產值等數據資料。但受人力、物力等因素制約，物價部門對成本的核算主要以廠家上報的數據為基礎進行，很難再對這些數據進行詳細調研。所以，替代藥品價格是否“虛高”，也不會有人再去細問，最終吃虧的還是病人。
采訪中省城一些醫院管理者抱怨，目前國家調整價格的藥品只占我國藥品總量的1/10，覆蓋面太小，如果擴大降價藥品覆蓋面，患者更能感受到藥品降價帶來的實惠。而一位藥品經銷商則不這樣認為，“如果藥品一降價就遭受冷遇，即使國家再降17次藥價，百姓也難以得到實惠。”
業內人士指出，控制藥費增長，一是作用于藥品的供方市場，包括價格管制、規范利潤率和引入競爭機制等；另一類是作用于藥品的需方市場，包括促進藥品的合理利用、限制藥品過快更新和建立基本用藥目錄等。（記者王東）
責任編輯 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