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重慶市于去年首次推出行政首長問責制之后，各地陸續有類似的制度規定出臺。深圳市最近也出臺了《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使“問責制”再次成為政府改革領域中一個引起注意的話題。
根據深圳市制定的這個《辦法》，市政府各部門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或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在公眾場合
的言行與職務身份不相符合造成重大失誤或不良社會影響的行為，將追究行政首長(含主持工作的副職)責任。《辦法》中還詳細規定了34種應當問責的情形，其中包括執行不力、決策失誤、效能低下、違法行政、濫用職權等方面。
問責制要求政治官員為其決策負責。這種責任，既包括政治責任，也包括刑事責任。本質上，它是要求權力與責任相匹配，要求以制度化的方式，將權力與責任兩者之間的關系明確下來。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后發國家的經驗都表明，一個按照民主制原則而運行的政府，其制度構成框架中必然包含有問責制在內。
重慶、深圳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政府嘗試將問責概念引入，并形成制度化的實踐，這應該看作是有積極意義的進步。溫家寶總理不久前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記者采訪時，對中國民主政治公開表態，強調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他還特別提到，要推進政府自身改革，使政府能夠更好地實行民主科學決策，依法行政，并接受人民的監督。溫總理能夠在國際社會面前就自己的政府的民主問題從容議論，其底氣當然在于我們在政府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方面確實有改革的意圖和實際努力。首長問責制的推行，是這種努力的一項佐證。
問責制比起無從制約的權力，比起不需要負責任的權力行使來說，將權力與責任追究掛鉤，是一項有意義重大的行政進步。中國國情條件下的政府行政制度中，突出特點是行政首長的權力高度集中。而在主政一方的行政首長那里，權力不僅高度集中，權力行使的覆蓋面還極為廣泛，權力的界限也非常含糊。以至于曾有一些市長在推行“行政確權”的改革試驗中都驚訝，自己竟然有如此多項權力可以行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一把手的監督是公認的制度改革難題。
行政首長問責制的積極意義因此在于，它重點突出了行政首長要為其權力行使負責任。這次深圳出臺問責制，市長許宗衡強調，“作為市長，我是政府系統加強執行力建設和廉政工作的第一責任人。我鄭重承諾：在土地、項目、工程審批等政府重大經濟活動上，我不會打一個招呼，不會批一個條子，不會推薦一個隊伍，凡是有打著我的旗號辦事的，有關部門不必請示，可以立即查處。”這一承諾體現的制度改革方向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其實，從非典危機中衛生部和北京市的主要負責官員被免職，到不久前吉林化工廠爆炸與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引咎辭職，已經可以看到，行政首長的問責制度，早已在中央層面啟動。重慶、深圳等地的改革則顯示了地方正在結合各自的具體情況而有序跟進。相信在持之以恒的努力之后，我們會看到政府官員在權力與責任關系上的更多進步。
在進一步的觀察與判斷之前，也許應該強調的是，政府官員的責任是對人民的責任。因此，行政首長問責制不應成為只對上級負責的另外一種強化方式。換言之，真正的問責制不是要強化官僚制，而是要強化官員對人民的服務質量與責任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問責制應當成為推動公民政治參與的契機與制度平臺。反過來可以說，公民參與的程度，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政治透明和法治程度，是區分真問責與假問責的試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