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家庭：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這不僅僅是艾滋兒童甜甜的爸爸張記錄之感嘆，更是記者訪問過的許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嘆。
“心上扎著千把刀，身上刺著萬根針是什么感覺，我就是什么感覺！”
“說一千道一萬，我們的人沒有了，在家的人，也是活死
人！”
記者訪問過的許多家庭，都是整個家庭被艾滋病判了“死刑”，只是“死得早與遲的問題”。
沙河市白塔鎮(zhèn)某村的艾滋兒童丹丹的爸爸，十分激動地對記者說：“我們是被醫(yī)院給滿門抄斬了呀！”
丹丹全家，除61歲的爺爺沒有感染艾滋病外，她的爸爸、媽媽以及自己，沒有一個幸免此難，媽媽已經死了。丹丹的爸爸說：“不知道哪天是我與女兒的日子。我們已經被判了死刑啊，只是等天數(shù)，熬日子了。”
因此，丹丹的爸爸覺得活得太沒有意思了。“我常常想，拼死算了，但是上有老父親在這里呀，我怎么能就這樣死呢？！”
艾滋病死者的冤屈
“他們死不瞑目呀！”
“許多人到死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
死者的親人們說：“本本分分的莊稼人，怎么就會感染上艾滋病呢？”
“有的也知道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但就是到陰間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這個病的！”
邢臺市威縣39歲的農民王樹強(化名)就是這樣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的：
2003年7月13日，王樹強因肝病發(fā)作住進邢臺市惟一的三甲醫(yī)院——邢臺市人民醫(yī)院。該院對王進行抽血化驗，測定王血液中HIV呈陰性反應。之后，醫(yī)院分三次為他輸了630毫升血。幾天后，因治療不明顯，王轉到收費更加低廉的邢臺市第二醫(yī)院。
入院后，這家醫(yī)院即采血化驗，查出他感染了艾滋病。
“查出結果后，邢臺市第二醫(yī)院便拒絕對他進行治療，并強行讓他出院回家。”王的家人說。
一個月后，王所在鄉(xiāng)村便接到威縣政府蓋著公章的《通知》，要求“做好病人及其家庭成員的監(jiān)控防治工作”。于是，村干部對王的妻子說，“他的血有毒，不讓出去，要隔離起來。”村干部還傳達精神說，“上面有規(guī)定，你如果傳染給別人了，要負法律責任。”王的妻子說，“那我們被傳染了，由誰來負法律責任？”
一方面，縣政府要求對王樹強及家人進行“監(jiān)控”；另一方面，“到死也沒有防疫站的人來，沒有任何救治藥品到來。”
從此，王樹強被關在一個單獨的房間里，吃飯由家里人送，兩個兒子也不敢到他的房間去。
同時，村里與周圍沒有人敢來他們家了。
不知道自己害了什么病的王樹強，愣是要求再上醫(yī)院。于是，家人又將他帶到邢臺市第二醫(yī)院。“一個醫(yī)生對我們說‘剛才院長命令，不許你們在這兒住，不許給你們化驗，也不許給你們開藥，叫你們快走。你要是光肝炎這病，再厲害我也不能不讓你住，關鍵是你還有艾滋病。’一聽這話，俺孩子他爹當時就傻了。我們說，做做CT檢查行不行？醫(yī)生說：給錢也不給做！病沒看成，反過來原本是走到醫(yī)院去的人，出醫(yī)院時連腿都抬不起來了！”王樹強的妻子對記者說。
回家后，王樹強在自家的隔離間里，不吃飯、不吃藥、不輸液。在床上躺了十幾天便死了。死后，他被裝在一個塑料袋里，放入棺材，第二天便埋了。
為了其他家人的安全，許多患者被極其“殘酷”地與家人隔離起來。
邢臺縣山區(qū)某鎮(zhèn)有一位老太太，2003年4月被確診為艾滋病，被從醫(yī)院“趕出來”后回到家里，老伴與她一起從大房搬到后邊一間小屋。原本五個孫子從小都由老太太帶著，一直與老太太睡在一起。從那以后，幾個孩子再也沒有與奶奶在一起。另外，原來她一直在伺候著老伴與一家人，從那以后，老伴不僅不讓她做任何事情，而且家里的什么東西都不讓她動，“要吃饃饃，我給你掰”，“你要喝水，我給你倒”。她的兒子對記者說：“這是對老人的折磨與摧殘，她只知道自己得了傳染病。”
“其實，許多艾滋病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隔離、歧視、冷漠折磨與摧殘死的。”
記者發(fā)現(xiàn)，其中也有部分人知道自己被確診為艾滋病了，但這“等死”的日子非常不好熬啊！
此次記者調查到的患者，只要被確診為艾滋病，無一例外地被拉回家里等死。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痛苦
“死者死得冤屈，活著的人活得更加冤屈！”
“竇娥有冤枉了還能說出來，我們這冤枉連說都沒法說呀！！！”
第一個打艾滋官司的王為軍，向記者講了他家的一些遭遇：1999年5月，王為軍的妻子死于艾滋病后，村里關于他家有艾滋病的事情已經傳得人人知曉。他說：“出了這事以后，村里的鄉(xiāng)親像躲瘟疫一樣躲我。我女兒當時兩歲，剛學會走路，她在外面路上摔倒了，那些人在遠處看著，連一個拉她的人都沒有；她想吃糖，街上的小販一看她過來了，遠遠地就把糖扔給她，錢都不敢要。”
那年，她妻子送葬時，按農村風俗，家里做了許多飯菜，沒有一個人敢吃。“好好的整鍋整鍋的面條，我想送給人家喂豬，人家都堅決不要！”
艾滋病是絕癥，人人知道。感染了艾滋病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我們活著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沙河市白塔鎮(zhèn)某村32歲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李某，妻子去年被艾滋病奪走了生命，8歲的女兒與他一樣都是艾滋病毒攜帶者。他說“不敢想呀，一想就絕望，過一天算一天吧，孩子小啊！”
有一位50多歲的艾滋病毒攜帶者說：“孩兒們也不能到我跟前來，周圍更沒有朋友來看我。我都變成孤家寡人，這樣活著還不如早點死了好！”
艾滋病患者家人的痛苦和委屈
“最怕孩兒們發(fā)燒、感冒！看到他們癢，發(fā)燒，我心里就亂成一團，頭腦里空空的。覺得活著不如死了好！”
邢臺縣一個小山村里，公公、婆婆先后被艾滋病奪走生命之后，二兒媳婦最擔心與老人一起生活直到上小學的幾個孩子。她的哭聲，讓記者感到窒息。
她說：“8年前孩子的奶奶就在醫(yī)院輸過血，這些年來，她經常癢，癢了，孫子們就幫她撓癢癢，誰知道會發(fā)生什么！”
雖然孩子們都做了檢查，沒事。但是，“他爺爺不是也做過兩幾次檢查，都沒有事情嗎？第三次卻又查了出來，讓我們相信誰呀？”
她說，孩子們以后的路還長著呢，這啥時候才是個頭啊！這心里的壓力壓到哪天才是個了結？至少得20年吧！20年呀，這是什么日子？
這對因患艾滋病已故的老夫妻的長子對記者說，“母親死后，父親又倒下，只有我們家里人知道得了什么病。父母親要把自己隔離到小院的破屋子里。我們心疼呀！”
他告訴記者：“親戚朋友上門來罵我們兄弟倆，我大伯罵我說，‘你沒錢讓老人住院，我掏錢！”我們何嘗不想讓父母住醫(yī)院呀！親戚們一片怨言，都在罵我們不孝。我們左右不是人！”
人們不斷來問我們，老人得了什么病，我們不能說是這個病，不然，我們以后沒有辦法在這里立足，就我們這樣的農民到哪里去生活啊？
“人人都用懷疑的眼光看待艾滋病家屬，他們總認為你的家人得了艾滋病，你一定就是艾滋病人。”艾滋兒童甜甜的父親張記錄告訴記者。
同樣是艾滋兒童之父的王為軍告訴記者：“我這討說法的5年，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外面經常受到欺負和冷落，無數(shù)次地和人家發(fā)生爭執(zhí)、謾罵，甚至動手。”
他說“1999年12月3日，我去省里的一個部門，他們見到我連問都不問，‘呯’把門關上了，說世界艾滋病日剛結束你們就到處跑。
我一聽就火了，我說我不是艾滋病，我的孩子雖然是，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們說：‘你怎么不是？你妻子是，你女兒是，你肯定也是，你不是那是因為你沒被查出來！’”
正如張記錄所說，“面對流言蜚語，我只能采取無奈的沉默，因為任何解釋都是蒼白無力的，沒人會相信你。只有隨他去說，做一個不是賊，卻像賊一樣過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嚴，丟掉吧！”
邢臺的許多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屬，面對記者的到來，非常感動，他們說，沒有人把我們當人，就你還來看望我們。
艾滋家庭的貧困
“楠楠，你最想吃什么？”
“大米飯。”
“你最想要什么玩具？”
“三輪的童車。”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上大學，考博士。”
“你長大以后最想干什么？”
“想當老師。”
“最想當怎么樣的老師？”
“當我們村里的老師。”
這是記者2005年7月13日與柏鄉(xiāng)縣龍華鄉(xiāng)艾滋兒童楠楠的對話。一個8歲的女孩最想吃的既不是巧克力，也不是果凍或者火腿什么的，而只是大米飯！
她的雙腿殘疾的奶奶告訴記者，“沒辦法呀，現(xiàn)在這社會干什么都得花錢，我和孫子兩個病人，沒錢怎么活呀！”
沙河市白塔鎮(zhèn)某村的丹丹一家也是這樣，丹丹與爸爸都得治病，61歲的爺爺只好撿破爛來補貼家用。丹丹的爸爸雖然也是身患重癥的艾滋病毒攜帶者，但他每天卻不敢有半點怠惰，一大早就得去附近的小煤礦為人家開礦車，“每天工作八、九個小時，每月也就賺600元。”
他是艾滋病毒攜帶者的情況，那個煤礦還不知道，否則他會像冊井鄉(xiāng)張溝村的張記錄一樣，只能靠貧瘠的土地維生了。
記者訪問的34位艾滋病及感染者中，幾乎清一色是普普通通的農戶，其中大部分家庭就算在當?shù)氐霓r村來說，也是很貧困的。
本來，邢臺市就是河北省經濟水平比較差的地區(qū)，而這些農戶又是這個地區(qū)很普通甚至貧困的農戶。
“我們落得這樣慘，都是醫(yī)院害的！”在采訪中，無論有點經濟能力的，還是非常貧困的家庭，他們大部分都有一個愿望，就是要“告醫(yī)院！一定要討回一個公道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