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城市規模來決定一個城市要不要發展，會導致錯誤的“規模政策”。城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它的功能和質量。
■決定中國城市經濟效益的主要因素：第一位的因素是投資強度，即技術裝備水平；第二位是產業結構；第三位的因素才是城市規模。所以，對城市來說追求大塊頭不如擁有大智慧。
城市化是
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近年來，它卻成為一個頗為熱鬧的施政舞臺。一些地方不考慮實際情況，一窩蜂地進行圈農田、轉戶口的造城運動，對許多尚很脆弱的城市而言，不但毫無益處，反而可能造成致命的內傷。
首先，可能會對地方政府產生誤導，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由于城市化已被看作政績指標之一，目前已經出現地方政府追求城市化的攀比現象，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而不是根據國家和當地的經濟發展的實際來推進城市化。
其次，居民身份無關生活質量，“逆城市化”現象不容忽視。按照目前我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每年有2000萬鄉村人口變成城鎮人口。而實際上，城市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只有850萬左右，城市本身還有4％左右的失業勞動力。不實用的居民身份，換來生活質量的下降，可能導致人口向農村回流的“逆城市化”現象。而“逆城市化”后如何進行資源的重新分配，我們尚缺乏妥善的解決措施。
第三，用城市規模來決定一個城市要不要發展，會導致錯誤的“規模政策”。城市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它的功能和質量。城市的經濟效益和城市規模之間是一個正的弱相關，并不是所有大城市的效益都是好的，不恰當的商務成本，可能制約大城市的發展，有些小城市的效益就比大城市還好。
第四，城市化過程中的“兩棲化”（即農村主要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流動穿梭），使許多農民工家庭“一分為二”。這種特殊的城市化過渡形態，可能嚴重影響中國部分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眾所周知，城市化有著嚴格的發展指數要求，不僅僅是經濟實力和常住人口的數量，還必須具備良好的社會和生態環境。正如“貴族不是幾天就能培養出來”的一樣，城市化也不是幾年“大躍進”就能一蹴而就。
然而，綜觀我國的部分城市，這些年除了增添了一些樓房與人口外，其實并沒有本質上的改變，有的與其說是城市，還不如說是磚木、鋼鐵、混凝土及建筑構件的快速堆砌，加上大量農村人口與城鎮居民的混編重組。這樣做的直接結果當然在最短的時間里能夠“創造”出所謂的“城市”，但其生活環境、生活質量和生活方式卻并未發生多大變化，文化層次和認知水平也仍然停滯在較低的水準上，甚至可能將一些居民原有生活水準倒退至邯鄲學步的尷尬。這樣的城市不要也罷。筆者認為，通過塑造大塊頭進行城市化的做法不但不可行，而且還是城市管理者一種嚴重的失職行為，是對城市實施的一種虛幻的激素增肥運動。
因此，筆者建議：確立規劃的公共地位，提升城市建設規劃部門的獨立精神。即應當為公眾規劃，為城市的和諧發展規劃，為社會的長遠利益規劃，要從民眾的切身利益著眼，決不能為長官意志所左右，更不能淪為某些部門甚至個人搞“形象秀”的工具！有序推進城鎮化，形成大中小合理的城鎮體系。小城鎮的發展是中國現實的一個發展重點，決不能在犧牲民眾利益的基礎上，靠行政手段突擊造城，盲目追風城市化。通過組建都市連綿區，提升大城市和城鎮密集地區的整體競爭力，著力提高城市“智慧”水平。
決定中國城市經濟效益的主要因素：第一位的因素是投資強度，即技術裝備水平；第二位是產業結構；第三位的因素才是城市規模。所以，對城市來說追求大塊頭不如擁有大智慧。(龔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