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鐵映副委員長率全國人大常委會勞動執法檢查組，赴深圳市檢查《勞動法》貫徹實施情況。深圳市有關方面在向檢查組匯報時指出，由于缺乏明確的處罰規定，惡意欠薪、克扣工資等現象在深圳較為普遍，建議在《刑法》中增設“惡意欠薪罪”，追究惡意欠薪者的刑事責任，以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據11月16日
《南方都市報》）
在《刑法》中增設“惡意欠薪罪”的建議，應該說是從維護勞動者利益出發的。然而筆者認為，為惡意欠薪特意增設一項刑法罪名，既與我國的立法精神有所違背，在具體實踐時也難以操作，可以說是毫無必要的做法。因此，筆者反對深圳市有關方面的這一建議。
首先，給惡意欠薪者定罪無助解決欠薪。眾所周知，立法是為了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更好地保護公民權益。懲治企業的惡意欠薪行為，最終是要讓其給勞動者還薪。如果出現惡意欠薪就將欠薪者抓起來定罪，當事人因之來一個“以刑抵債”，對被欠薪的勞動者又有多少實惠？而且，很多欠薪老板位于欠薪“金字塔”底層，對他們進行懲治可以說相當容易，但如果不能對那些“大鱷”采取手段，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其次，欠薪是否屬惡意操作時難以界定。任何一項正式立法都不是為了臨時應急，為惡意欠薪立法同樣不能只是權宜之計，要確定相應刑法罪名就必須嚴格界定。在筆者看來，惡意欠薪的確嚴重損害了勞動者利益，但也只是個民法上的合同違約關系，不能因感情用事而對其加以“升級”。一家企業拖欠勞動者的工資，怎樣判斷其是否屬于惡意欠薪？是否還有“善意”的欠薪行為，可以對當事的企業“放一馬”？
另外，現行法律懲治惡意欠薪并無死角。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13條規定，企業在經勞動仲裁或由訴訟確定欠薪后，若拒不執行有關部門的判決結果，可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對責任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而《勞動保障監察條例》以行政干預的形式介入勞動合同，勞動者也可以采用行政手段來為自己維權。這些都為解決惡意欠薪提供了法律保障，重要的是能否進行嚴格的執法。
由深圳市增設“惡意欠薪罪”的建議，筆者聯想到了一些類似的立法建議，如有人提出設“見死不救罪”、“襲警罪”等。在筆者看來，這些建議折射了一種“立法依賴癥”。動輒呼吁立法設立新的刑法罪名，建議者的初衷應該說是良好的，但他們卻片面夸大了立法的作用，缺乏在整體方面的深思熟慮。實際上，立法行為從來就不是萬能的，增設“惡意欠薪罪”的簡單化“法治”邏輯，與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精神相差甚遠。(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