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龍崗街道辦正在全街道推廣一項制度:向全街道所有有牌照生產加工企業派駐“本地廠長”，這些“廠長”均是居委會從本地戶籍的失業人員中推薦的。他們進入工廠后，工資由企業承擔，但卻要對政府負責，職能是監督企業，及時地向政府匯報廠內的動向，便于政府對企業進行監督管理。
這真是一個充滿了想
像力的制度。它以最夸張的形態，顯示了目前的戶籍制度的荒唐，顯示了以僵化的戶籍制度為依據安排公共生活的荒唐，也顯示了不受限制的權力在侵犯企業自由的時候，是如何地懶得加以遮掩。
在目前的體制下，政府對企業的監管權力是不清晰的，尤其是街道這種基層政府和居委會這類根本不算政府的組織，對企業的權力沒有任何明晰的界定。他們只有很小的正規處罰權，但卻可以采取很多非正規懲罰手段。有些企業為了贖買這種權力，或者接受自愿安排本地人進入企業管理層，或者被迫接受居委會、社區的這類要求。但企業可能會發現，這些本地人在由本地人組成的政府中有一定人脈，在企業上戶口、報稅等與本地政府打交道的業務領域上有一定的比較優勢，有些企業甚至可能因此而嘗到了甜頭，而覺得這一安排還不錯。
由于居委會不是政府機構，可以推定，企業與它之間形成的上述潛規則，大概也帶有一定的企業自愿選擇色彩。但一旦它由一個街道辦事處變成一項制度并強制向企業推行，其性質就發生了變化。人們會暈菜:政府把自己看成了企業的什么？即使按照最保守的經濟理論，國有企業相對于政府尚且應當享有一定的經營自主權，那么，政府安排非公經濟“廠長”的權力，該算何種性質呢？
政府當然有權監管企業，假如政府認為企業時時刻刻都在做壞事，那么，政府甚至也可以為了公共利益，向企業派出特派員，在現場對企業進行24小時監視。但假如是那樣的話，這筆成本，顯然應當由政府來承擔。至于納稅人是否同意支付這筆錢，那是政府的事。政府得去說服納稅人。
但實行這一制度的街道辦事處倒會省事:讓一個企業自己掏錢養活一個向政府匯報自己內部活動的人。不過，細想一下，這種省事的辦法，其實也證明，這一制度的設計者缺乏最起碼的嚴肅性。“空降廠長”拿的是企業的錢，能否盡職地履行政府委派給他的職責？這些“空降廠長”難道不會被企業收買，向政府提供假情報？
當然，該街道辦事處也說了，實行這一制度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解決本地戶籍市民的就業問題。這更離奇了。即使在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好像也沒有慷慨到向失業者或者拒不就業者提供廠長職位的。
這個街道辦事處之所以如此慷慨，原因很簡單:它自己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它只是簡單地揮了一下權力的魔杖，就把它自己慷慨的成本輕松地轉嫁給了企業。而企業卻只能忍受，原因在于，企業在其所活動的社區，沒有任何政治與法律地位。
在沿海不少地區出現的，是在戶籍制度束縛下畸形的工業化。那些加工企業已經為當地作出了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貢獻，但是，卻無法參與當地的公共生活。政府僅僅是本地戶籍人口的政府，這個政府只由戶籍人口組成，只為戶籍人口服務。而那些作為當地經濟支柱的外地企業家、員工，被排斥在政治空間之外，始終是一個外來者，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發不出任何聲音。
這種二元戶籍制度導致了社區的隔閡，讓本地人空降工廠做廠長，則是以行政權力授予本地戶籍人口以赤裸裸的特權，公開地把戶籍變成一種獲得特權的資格。
但是，這種特權只會敗壞本地戶籍人口的精神。按說，在沿海很多地方，遍地都是企業，本地人口不難找到一份職業。但不少人卻不愿接受普通的職業，原因是，他們沒有這樣的壓力。外地人士開辦的企業為當地財政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些財政只服務于在總常住人口中占少數的本地人口，所以，政府有能力向本地人口提供一定程度的福利。在這樣的特殊財政制度下，本地戶籍人口逐漸蛻化為一個寄生性群體，新時代的八旗子弟。
讓失業居民去外地人開辦的工廠做“廠長”，則表明，政府決心把本地人口嬌慣到底:他們不是不愿意從事比較辛苦的職業嗎？那就讓他們直接做“廠長”，又有高收入又體面又清閑。只是，政府似乎應多一點長遠眼光:這樣嬌慣下去，本地戶籍人口不光是更迅速地喪失競爭力，到某一天，也許真的是離開政府就連筷子都拿不動了。沿海富裕地區形成這樣一個群體，對于社會轉型可不是一件好事。（秋風）
